上海钱庄业务衰退情况及研究

1951年金融业同业中出现新趋势，先行实行公私合营的各大银行加快了合并的步伐，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和建业五家公私合营银行于5月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其他大银行甚至中小行庄也在酝酿实行公私合营。合并是钱庄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合并可以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因此福源钱庄所在的第一联营集团也开始考虑同业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并希望政府派出公股董事和干部，实行联合管理。

经过筹划，1951年9月在第一联营集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联合董事会，由福源钱庄总经理秦润卿出任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派卢钝根和毛啸岑担任公股董事。10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下文简称联营总管理处）正式成立，由福源、存诚、金源、宝丰、福康5家钱庄，中孚、中信、中国垦业、中华劝工、茂华、东南、东莱、国安8家银行和中一信托公司共同组成，存诚钱庄总经理沈日新担任联营总管理处主任。联营总管理处成为各单位“集中管理与经营之最高执行机构”。虽然官股仅占3.7%，但是有中国人民银行委派公方董事，派官员进入联营总管理处指导工作，各单位所有的业务、财务、人事调任等全部统一安排，也算是向公私合营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与联营集团时期不同，福源钱庄加入联管组织后，和其他成员的合作更加广泛而密切。尽管联营总管理处可以统一协调管理各单位的业务、财务、人事调任等，但是各成员单位的法定地位仍予保留，福源钱庄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进入联管时期，福源钱庄的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下仍然对福源钱庄营运资金的来源、使用以及损益情况进行分析。

联管时期的福源钱庄，从其营运资金的来源看，主要部分仍是存款，但是存款种类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物价趋于平稳，自1951年11月开始，定活两便存款和保本保值存款取消了，与此同时则增加了联行存款。自1952年7月开始，因响应政府推广储蓄存款的号召，新增了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储蓄存款两种类别，不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仍是营运资金的主要来源，详见表10-9。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952年10月开始，全体钱庄与私营银行、公私合营银行等进入紧锣密鼓的大合并准备，因此所有业务数据的统计仅截止到1952年9月。

表10-9　1951~1952年联管时期福源钱庄存款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从存款总额来看，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即1951年10月达到最高值，为2 706 405万元；以后基本呈现出逐月下降趋势，到1952年3月则迅速下降，与2月相比跌幅为33%，此后再也没有超过2月的数额。从存款类别来看，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都呈下降趋势，3月下降幅度显著；定期存款相比活期存款而言，下降速度更加猛烈，到1952年9月不及活期存款的一半。

再从资金运营的途径来看，联管时期的主要类别包括各项放款、付现准备金、催收款项和其他部分，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表10-10所示。

表10-10　1951~1952年联管时期福源钱庄放款统计

说明：存款准备金没有数据，因而省去。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很明显，1952年1月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活期放款被取消，但是增加了催收款项。定期放款、联合放款、付现准备金都呈显著下降趋势，放款总额也在逐月递减。不过催收款项却是增长的，催收款项在1952年前六个月，一直为376万元；7月之后变得越来越大，从39 023万元增加到9月份的107 640万元，占比接近放款总额的10%，这无疑是呆滞性放款累积增多的缘故。

综上，可以说，进入1952年后福源钱庄的业务全面下滑。业务的全面下滑，还反映在福源钱庄的收支盈亏方面，如表10-11所示。

表10-11　1951~1952年联管时期福源钱庄盈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福源钱庄自参加联管组织以后，在已有的12个月份的盈亏统计中，最初2个月是盈余的，但进入1952年后，除了3月份稍有盈余外，其余月份全部是亏损，而且亏损呈增长趋势。

为了全面了解盈亏情况，还需要对收益与损失的项目进行分析。从表10-12中看出，在联管时期，能够给福源钱庄带来收益的项目已经很少，基本上是各类存款的利息收入，然后是少量的手续费、保管费和杂项收入；以往的汇费收入、房地租收益、仓库收益、证券收益、投资收益及其他收益都已不存在，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坏账也无法收回。应该说，福源钱庄在这一时期的业务活跃程度已不如从前。

业务缩减了，每月的收益自然也会跟着减少。当然，由于业务的缩减，每月的支出费用也会同时减少，如表10-13统计，1951年10月支出总额为46 909万元，至1952年9月已减至19 221万元，降幅为59%。另外，在福源钱庄的财务总结中，支出项目的类别也减少了，大致为利息支出、人事费用、业务费用、各项税款和杂项支出，总计5种。(www.xing528.com)

表10-12　1951~1952年联管时期福源钱庄收益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表10-13　1951~1952年联管时期福源钱庄损失统计

（续表）

说明：福源钱庄在统计1951年10月的支出时，是将人事费用和业务费用是合在一起统计，两项合计14 119元。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可以看出，利息支出和人事费用是福源钱庄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两者合计占全部支出的90%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在12个月份里，利息支出是逐渐减少的，但是人事费用却几乎没有变动，这也表明人事费用在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是逐步增大的。人事费用在1951年10月，仅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几，到1952年3月之后已占到全部支出费用的一半左右，1952年9月已超过总支出的一半。

综上，一方面是业务变得清淡，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日常支出必须维持，特别是人事费用，不会随着业务的减少而降低，因此福源钱庄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亏损便是自然的了。

前文是在微观层面上，从数据上对联管时期福源钱庄的业务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以下将从宏观层面分析福源钱庄业务衰退的原因。

联管与联营阶段不同，联管是私营行庄实行更加集中的经营和管理制度，联管时期各单位的业务计划、财务和人事调任进行集中统一安排，可谓私营行庄大合并的前奏，这期间单家行庄的逐渐隐退应是必然趋势。根据协议，各单位的业务计划由联营总管理处统一安排；各单位的存款、放款、汇款、仓库、保管、代理及外汇等业务之收益，统归联营总管理处集中分配，除此之外，福源钱庄能够自营的带来实际收益的业务项目几乎不存在了。这种集中经营和分配的模式，与福源钱庄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大不相同，福源钱庄几乎失去对本庄的自主管理权。事实上，福源钱庄董事长程涵中、副经理冯梅卿、副经理顾雪芗、襄理楼丹父已被调任联营总管理处工作，其在福源钱庄的职位变成了兼职；福源钱庄的其他职员也由联营总管理处根据需要调任，不再受原经理们的支配。但是，联营总管理处的一切开支，均由参加联管的各单位按比例分摊，已经调任联营总管理处工作的程涵中、冯梅卿等人，他们的开支也仍由福源钱庄承担，这也是福源钱庄的人事费用持续不降的原因。由于福源钱庄的收支状况已经与原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弱，因此从以往同业之间积极竞争的状态中退出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原因是，福源钱庄在联管时期经历了两次运动，一次是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于持续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财政供给和人力物力消耗上给国家带来了重大负担。为了保证供给，于1951年10月开始，也就在福源钱庄加入联管组织的当月，上海私营金融业中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在金融业同业公会的带动下，福源钱庄积极响应，从前文的业务数据中可以看到福源钱庄的努力，通过节约增产来完成捐献，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都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另一次运动是始于1952年1月发动的全国范围内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与福源钱庄的业务衰退有极大关系。

为了响应政府在1952年1月初号召的“三反”运动，1月下旬上海市工商界掀起了“四反”运动，福源钱庄所在的联营总管理处即开始学习关于开展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的报告精神，并分组进行自查和相互检查。但到2月初，上海市政府即指示工商界的“四反”运动改为“五反”运动，并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自此，运动进入深化阶段。

根据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要求，福源钱庄每天的营业时间由上午9点推迟到10点，在营业前的这一个小时里，是全体职员集中学习“五反”材料的时间。运动逐渐进入高潮以后，福源钱庄不仅增加了在每周日晚上召开全体会议，而且每月还要接待“五反”工作队的视察。职工们已无法静心于业务，金融业同业公会成立了“五反”运动委员会，动员职工们积极检举揭发所在行庄的资本家和经理的罪行；上海市财政金融工会也频繁组织“五反”工作会议，要求职工们积极参加，如福源钱庄工会委员金永烈和徐志鹏曾连续16天在财政金融工会中参加“五反”运动学习，工会主席冯宗武和工会其他积极分子也经常参加财政金融工会组织的会议。⁽²³⁶⁾

主持福源钱庄实际工作的副经理冯梅卿被安排到金融业同业公会“五反”运动委员会第三小组，集中在人民银行听报告、学习文件，交代福源钱庄的历史问题。从2月至6月，冯梅卿多次向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呈交坦白书，彻底检查过去的经营方法和作风，交代过去的投机违法事实。

推迟钱庄营业时间，负责人忙于坦白交待，职工忙于检举揭发，这些都对正常的业务开展造成严重影响。直到6月14日，金融业同业公会才发布通知，称“五反”运动已胜利完成，为适应工商业增产需要，各会员行庄恢复以往的营业时间。⁽²³⁷⁾不过，经过半年以上的“五反”运动以后，经理层和职员们在钱庄中的形象和地位已经发生极大改变，以往以乡谊为特色的人事关系已很难维持，在运动中被职工们当作对立阶级批判的资本家，已经没有领导劳动阶级的信心。因此，运动期间以及运动之后的相当时期内，福源钱庄的业务下滑在所难免。

事实上，“五反”运动末期，在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已发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的指示；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召开行长会议，制订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方针。金融业全行业大合并势在必行，在福源钱庄中，无论资方还是劳方都面临着前途问题，已失去往日的工作积极性。随后，福源钱庄所在的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向联合董事会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开始实行全面改造。福源钱庄在时代潮流下，响应政府号召，于1952年12月3日将业务移归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由北京东路第二办事处接办，同时财务和人事权也移交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存续30年的福源钱庄名号被取消。

1953年4月，公私合营银行成立“清估核资委员会”，对私营行庄的财产进行清估，核定股权，原福源钱庄即开始清估核资，办理机构清理。清估核资委员会共有委员29人，秦润卿名列其中，他称：虽然清估核资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委员有全权，但核资时必定是公方主导。冯梅卿在5月份召开的董监联席会议上乐观地表示：本庄固定资产账面约有60亿元，除去资本30亿元外，⁽²³⁸⁾还要抵扣其他项目的支出费用，包括偿还解放前存款、赴大西北参加建设者的费用、养老退休基金、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结束应摊费用，但是仍然有余留部分，何况催收款项未作资产计入，“将来清估核资时，财产方面即使再予折低，相抵仍绰然有余。”⁽²³⁹⁾也就是说，待清理的福源钱庄，完全不用担心“资不抵债”的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两年后私营行庄清估核资工作结束，公私合营银行新的董事会于1955年6月10日在北京成立，紧接着6月26日福源钱庄举行最后一次董监联席会议，秦润卿宣布：本庄核资结果实际净值新币396 804. 35元，⁽²⁴⁰⁾相当于旧币39亿余元，“即为本庄各股东占有公私合营银行股份之总额约超过原资本额折算新币后30%强”。⁽²⁴¹⁾此后，股东在公私合营银行的安排下，办理登记，按比例重新认领新股，并将得到5%的定息。至此，福源钱庄董事会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