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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巨人毛泽东:战局主动、兵力调动

时间:2023-08-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战争、战役和战斗,都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较量,诸如人力、军力、财力等等。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部署了蟠龙镇战役。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撤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

东方巨人毛泽东:战局主动、兵力调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都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较量,诸如人力、军力、财力等等。虽然不能要求指挥员超越客观物质条件,去创造奇迹,却可以而且应该要求指挥员,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多打胜仗。所以,打仗的胜负往往不完全决定于诸多物质因素,而取决于对战争、战役、战斗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指挥者对敌我双方能否有真实的了解,从而作出符合战争规律的决断,正确地指挥战斗。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已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真理,也为许多著名战例所证实。

延安保卫战中,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23万人,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优越,军势不能说不“强大”。而我军仅两万多人,还包括中央机关,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低劣”,军势不能说不“弱小”。然而作战的结果,却是敌人败了,败得很惨;我们胜了,胜得很伟大。关键全在于毛泽东知己知彼、决策的英明,不仅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

战争中的指挥者,能在全面、深入、正确地了解敌我的前提下,指挥自己的军队,取胜于敌,已是高明的指挥员。若不但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百战百胜,则需要指挥员具有精湛的军事理论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便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渴望于不顾,悍然挑起内战。到1947年7月,蒋介石损兵折将100多万。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牛皮吹破,可又不甘心失败,“全面进攻”破产,又来“重点进攻”。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并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弩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以他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指挥我军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另一方面则指挥敌人,步步趋于灭亡。其指挥艺术的神妙,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顾全大局,兼及局部,不失时机,着着神机妙算。你不是气势汹汹重点进攻我山东吗?好,我大踏步后退,把几十万敌军引入胶东半岛;你不是险恶毒辣,要打击我首脑机关,破坏我神经中枢吗?好,给你延安,也把几十万敌军引入陕北。然后摆开“品”字阵,顺利作战略展开,令我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二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毛泽东就这样将计就计,使敌人重点进攻阴谋破产,为我军的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指挥敌人,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向来如此。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前,毛泽东就预计好,要在青化砭先消灭一部分敌人。开始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等。毛泽东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然后我们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我军官兵思想通了,于是群情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定胡宗南这头蠢驴占领延安之后,会不可一世,必寻我主力决战,延安立足不稳,就会向蟠龙镇伸展。青化砭是延榆公路的咽喉,形势险要,非常有利于我隐蔽,消灭敌人。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等敌人主力发现上当,急忙折回,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已被我聚歼,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我军已无踪影,不知去向了。20天以后,又在羊马河消灭了敌一三五旅,歼敌2000余人,活捉敌旅长麦宗禹。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部署了蟠龙镇战役。

毛泽东先命令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把敌人9个旅,由蟠龙——瓦窑堡一线,引向绥德,敌人果然乖乖听从指挥。尔后,毛泽东指挥我主力部队,抄敌人后方。两天两夜的激战,收复了蟠龙镇。这里的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正好充实装备我军,壮大军力,等敌人发现再次上当,要赶回蟠龙镇,得六七天路程,已是来不及了。胡宗南只好呼天抢地,叫苦不迭了。这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伟大,是不可战胜的。出于全局考虑,为配合陈谢大军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直取大别山,毛泽东决定我军出击榆林,且攻战激烈,进一步指挥敌人北上

蒋介石的牛鼻子果然又被毛泽东牵动了,胡宗南慌忙把主力调往北线: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顺长城东进;一路刘戡、董钊统7个旅,顺咸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也大驾亲征,亲飞延安督战。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撤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战机又来了。我军把钟松包围在沙家店之后,首先围歼了由乌龙铺向常家高山龟缩,想救钟松的敌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仅用两小时,就活捉敌旅长刘子奇。被包围在沙家店的钟松,更加惊恐万状,舍命突围不成。胡宗南大骂钟松无能,命令他死守待援,又大加申斥破我阻击于霞县的刘勘援榆不力。敌人像被捣了的马蜂窝,乱糟糟,好不热闹。沙家店战斗,从黄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发起猛攻,到天黑便结束战斗,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全歼了胡宗南的看家铁师第三十师6000余人。几天前钟松还凶焰万丈,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沙家店一战,却土崩瓦解,一命呜呼了。

至此,我西北战场,连连告捷。敌人乖乖听我指挥,被牵着牛鼻子转悠,晕头转向,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被我狠狠地揍了致命的几拳,敌人的嚣张气焰已被我完全打掉了。西北战场,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以后我军又取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浴血奋战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枣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胡宗南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他拼命要来延安,我们只好走。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她听到延安重新解放的消息,赞不绝口,连连说:“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就英明在“知己知彼”、“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善于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上;就英明在指挥艺术高超,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成功地指挥敌人上。毛泽东自己也曾风趣地说:“我们怎么想,敌人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

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样的战例很多,如井冈山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使敌人目瞪口呆的“四渡赤水”战役;辽沈战役中首战攻歼锦州淮海战役中首战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中首战攻歼张家口天津等等,都证明毛泽东胸怀雄兵百万,料敌如神,既指挥自己,又指挥敌人,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的高明。

《孙子·谋攻》曰:“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既指挥自己,也指挥敌人,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看来毛泽东是深谙此用兵之道的,岂但熟谙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而且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加以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不仅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并且熟知,可以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必胜;不可以战,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一定吃掉你。不仅“识众寡之用”,并且熟识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后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取胜敌人。不仅了解“上下同欲者胜”,并且有整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又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不仅熟知“以虞待不虞者胜”,并且形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不仅深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并且能做到有贤必知,知贤必用,用贤必任。延安保卫战中,决策由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毛遂自荐彭德怀将军。在华东战场,决策由陈毅,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较年轻却是常胜将军的粟裕

不过,归根结底,还是“知己知彼”。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湖心,谈起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柳亚子先生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却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所以,无论是延安保卫战的胜利,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高超的指挥艺术的胜利。(www.xing528.com)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党的领袖,一军的统帅,他的成败,绝不在于做成功某项事业,打赢某一战役,而在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切合历史与战争规律的决策,把革命逐步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一位能在历史关头作出英明决断的伟大领袖和军事统帅。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危机关头。蒋介石反动派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毛泽东虽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应付事变,“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但却得不到肯定与实行。待到“八七”紧急会议举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路线之后,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决然回湖南,组织领导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又不受其所限,陷于教条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4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先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30万红军迭遭失败,损失90%,根据地也丧失殆尽,被迫作战略转移;继之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存3万多人。又是一个历史的危机关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导演了历史上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的四渡赤水战役,把红军从四五十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重重包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机动灵活,连打胜仗,恢复了主动,摆脱了敌人,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也使蒋介石反动派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破产。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却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多次“哭谏”,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张、杨遂进行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又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我党我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及民族危亡之大局,不计一党一人之恩怨,并以十月革命活捉绞杀尼古拉、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被擒充军作比较,说服党人国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不但不杀蒋介石,而且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冷静监视”、“以华治华”、“不战而胜”的阴谋,也使汉奸何应钦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狡诈伎俩破产。遂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语)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看透了其中的高妙:“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胸怀,所作出的这一英明决策,这一历史壮举,民族义举,再一次震惊中外,不知感动了多少爱国、正直的中华热血男儿和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和平友好人士!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的先例很多,如重庆谈判,靠反共起家、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居然戴起和平的假面具,在1945年8月14日到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系党、国家的安危于一身,完全出乎美蒋反动派的意料,作出亲赴重庆谈判的决策,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钦佩!又如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胜利之后,对是否过江,当时党内意见不一,有一些国际朋友,也不同意过江,怕美国干涉,引起世界大战。这确是关系到革命继续前进和就此止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避免了“划江而治”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了。

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以蹒跚地脚步跨进第二个年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强占我台湾海峡。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屡次侵犯我国领空。与势汹汹,张牙舞爪,疯狂之极,恨不得要把这半边地球吞掉。怎么办?出兵吗?面对的可是世界头号、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可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啊!

毛泽东在党内认识不统一,国际朋友存有疑虑的情况下,经过不知多少日日夜夜,苦思焦虑,多方运筹,不怕威胁,不怕核讹诈,以空前的勇气最后作出了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英明决策。并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10日连打五个战役,皆传捷报,歼敌23万余人,把敌人赶回“三八线”,稳定了战局,迫敌停战,连美国的评论家都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美国侵略者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选择“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毛泽东为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保卫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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