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乡民艺术活动都经历了一次从物质层面、表演文本到民众精神的冲击和洗礼。很多乡土艺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表述摘掉了“四旧”或“迷信”的帽子，大大方方地走向了现代社会。还有的乡民艺术活动，因为“非遗”资金拨付到位而从濒临死亡的绝境恢复了一线生机。但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工作，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层面也遭遇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相悖的困扰。例如，因为“传承地”归属问题，不同地域之间隔空叫板；因为“传承人”认定问题，族群内部引发质疑、分立和对抗；因为“非遗”认定、保护、利用或开发的话语权问题，试图“分一杯羹”的所谓学者、专家斯文扫地……诸种乱象不一而足，早已成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化事件”。
三德范年节扮玩经历了“非遗保护”的浪潮，其标志性节目“芯子”还较早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62]事实上，章丘地区的扮玩活动曾十分普遍，即使在三德范所处的文祖街道，不远处的大寨、马家峪、文祖、长水等村落至今在春节期间还可以看到敲敲打打的扮玩队伍——只不过人数、规模和节目内容远没有庄大姓多的三德范村丰富罢了。此外，章丘区辛寨的漯河崖村、绣惠的回村也一向以扮玩著称，这些地方所表演的“扛芯子”是所谓的章丘“芯子”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能够找到的“非遗”申报书上关于“芯子”的描述也大致符合文祖、辛寨和绣惠三种风格不同的“芯子”在乡土社会里的真实样貌。但是，最终国家级“非遗”荣誉的认定以及近十年来“上镜”的机会主要还是给了三德范村的“芯子”。同时，在各种具有“外事交流”性质的场合，政府对外展示的乡民艺术经常也是三德范村的“芯子”。相对而言，无论是遥远的辛寨还是绣惠，也无论是近处的大寨、文祖、马家峪，三德范村的扮玩都要比这些村落更富有活力和生机。当然，这种所谓的活力和生机相对于乡民艺术在过去岁月里所体现的热情、热烈和热闹来讲，现在无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2016年正月十四这天，在三德范村东北方向约8公里的大山深处，马家峪村的扮玩就更多地显示出了一种对春节期间精神生活点缀的意味。当天笔者记下的一则田野日记很能反映文祖街道大部分村落春节时娱乐活动的景观：
正月十四，天晴，冷，北风刺骨，零下13度
上午10点20分，我们一行六人从蜿蜒的羊肠小道一路寻到马家峪。村落的四周都是大山，草木荒疏。远远望去，东南侧的山体被整齐地削去了半个脑袋，那是水泥厂的杰作。迎在村口的是一堵青石砌就的断墙，走近了从正面才看出是旧时圩门的遗迹。倒写的“U”字形圩门在接近平顶处的正面刻着“文昌阁”三字，门后已被荒草覆盖，拨开乱荆棘还能依稀辨认出“永清”的字样。跨过圩寨门口不远，锣声、鼓声、笑声和说话声就钻进了耳朵。原来在村落中央胡同口的空地上，正有一伙乡民在扮玩。
扮玩的演员加起来总共17人，而且都由妇女组成。[63]在这块30平方米大小的椭圆形空地上，以青年妇女为主，大家身上统一穿着暗红色的演出服，但总体十分随意。这多少说明有过认真准备扮玩的历史。或许是因为现场人数原本就不多，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坐在演员脚前两米多的位置，且基本是贴着墙根坐下的，这些观众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在五六米开外，吸着烟卷聊天的男性观众则以老年人居多。令人惊讶的是，看不到一个男青年的身影。我们赶到时，妇女们正在扭秧歌，手上拿着一块手帕或半旧的彩绸。每个人脸上都是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天冷还是兴奋。因为场地内的乡民本就不多，还没等我们走近，就非常扎眼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这在三德范村扮玩时的人山人海里可不常见。此时，女人们的脚步开始乱了，她们明显是受到了我们的影响。个别青年妇女索性停下动作，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直视着我们，其他演员也停了下来，叽叽喳喳地指点着我们几个“陌生人”。我怀疑这不是好奇，是在消除因为刚才在外人面前表演而造成的紧张。在这种氛围里，访谈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焦点访谈”，试了几次都被婉拒，理由是“俺们自己跑秧歌呢，没啥没啥”或者“村里的事你问问他们吧”，然后一指远处的那几位吸烟卷的男人。正在狐疑时，一个似乎见多识广的大爷走了过来说：“你们是来看俺们村的古井和古碑的吧——喏，就在恁身后头。”
如果真正从“濒危”的角度出发，马家峪以及那些在表演文本上远比它丰富但传统活动同样衰败的村落并不在少数。辛寨、绣惠的“扛芯子”，在技巧和观赏性上就与三德范村不分伯仲。但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定，似乎在面对广泛分布于区域社会内部不同地域的乡民艺术活动时，在强调“原真性”概念时，“完整性”就会捉襟见肘。以“章丘芯子”为例，该项目在申报时十分重视章丘地区所有相关村落的代表性，密密麻麻的申报表格也极尽完备地列举了不同村落及“传承人”的“谱系”。但最终相应的项目批下来后，往往变成了“一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最终作为“保护单位”的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村落。曾长期主管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工作的王丕琢解释了这种非典型现象背后的行政逻辑：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一个地区不止一个村有同类的项目。在上报的时候，申报书上写的各个村以及传承人都很全，叫作“以点带面”。这个前期上报工作其实老百姓一般人做不了，省、市的文化部门会让文化局、文化站，层层下发文件去做要求。除了个别村有这个能力写出申报书的文本来，大部分是乡镇文化站以及以上的政府机关在做这个事。但是在项目评下来，落实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为了避免出现“撒胡椒面，吃大锅饭”的现象，那么就得“优中选精”，谁最有代表性，同时谁的村落最有保护能力谁上！所以，虽然名称是某某地区的某某项目，但是项目、传承人、资金就不再是一个面了，就成了一个点了。比方说你说的这个“芯子”，最终就得落实到有能力保护这个项目的某一个村里去了。至于在过去有段时间，钱能不能到位，到谁手里，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64]
也就是说，这种集体性的、依赖族群表演的乡民艺术活动，虽然冠之以完整的地域名称，但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就基本违背了所谓的“非遗保护的完整性”原则。随之，当保护措施到达村落后，同样会在第二层级面临“完整性”的撕裂问题。以三德范村“芯子”为例，它本身是整个社区公共活动——扮玩的一部分。例如，一个钟表的零件有千万个，但引起我们全部注意的主要是最能满足人们现实需要的表盘和指针。同样的道理，因为“芯子”在表演层面最富有观赏性和技巧性，因而成了“代表性”项目。其他同样具备社区文化功能和意义的活动就隐藏在代表性项目的背后了。所以在第二层级的表演文本层面，所谓的“完整性”又一次残缺不全了。接下来，关于“传承人”的问题，看起来更是一笔糊涂账。笔者曾询问西道巷的王延训老人：
问：大爷，你听说过传承人吗？
王：什么东西？
问：就是扮玩里那个可以代表大家的人。比如“抬杆”（“芯子”）。
王：哦。那个没有什么传承人不传承人。今天你是演员，明天我是演员。
问：我是说国家认定的那种，你知道吗？
王：我反正没听说这事，联社（管理区）也没通知过。
问：大爷，你认为咱们村谁可以算是传承人？
王：这个谁也说不准。十根胡同都在玩，一代代的，又没人专门教，也没人专门学。很多时候不是你“领头的”上场，你就是个呼拢人的，并且这个“领头的”也不是一个人。一根巷道至少得五六个骨干成员商量，这才能成事啊。我们十根巷道，有七八条巷道都有“芯子”，你说谁是传承人？[65](www.xing528.com)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老人的表述其实是从组织现象的层面说明了作为一种社群活动的乡民艺术所具备的复杂性特点。乡民艺术活动无论从活动组织、经费筹备到表演文本，从来不会像市民艺术那样有着从一而终的角色分工。尤其在表演场域方面，与传统艺术、市民艺术那种“作者、演员、观众”的审美场域大相径庭，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极其自由、灵活，同一条巷道的演员和观众经常在大汗淋漓之际交换“舞龙灯”角色；“抬杆”的演员也会将“抬杆”从这个肩头换到另一个肩头；而“芯子”上万众瞩目的小演员更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因此，要在这种集体性的乡民艺术表演活动中寻找大家一致认可的“传承人”是很难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表演场域中的乡民评价看，除了滑稽戏演员因现场表演的夸张性造成人们对其日常生活中印象的反差而引起观众热评，人们的议论更多地集中在扮玩表演的动作、化妆、服装等整体感或者表演细节等方面。作为集体荣誉，“某某巷道人家今年弄得真不孬”就是最高评价了，人们似乎从未想过去刻意凸显某一个“传承人”的作用。
尽管如此，三德范村的“芯子”早在2008年便同临泉县阁子里“芯子”、周村“芯子”等一起以“传统舞蹈（民间舞蹈）”的大类归属在“抬阁（芯子、铁枝、飘色）”的小类之下，从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属于文祖街道三德范村，代表性传承人则是三德范张家巷的张烈民、李景兴。田野调查发现，自从获得“非遗”评定以来，传承人的归属话题在三德范村没有引起什么实质性的矛盾或冲突，个别村民的议论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影响扮玩正常举行的程度。
实际上，作为一种民俗传统的村落集体展演活动，公益或互惠的性质往往是调和组织运作的润滑剂。即便如此，在扮玩活动结束前后，扮玩队伍所获得的瓜子、香烟和糖的细微分配都可能引起诸多摩擦或不快。可以想象，这种现实境况下的“传承人认定”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在某些层面上倒更像是一种负薪救火的行为。有学者建议：“在这种制度框架中，我们不妨让参与集体进行投票，选出负责人或实行负责人任期制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在保证组织结构的内部平衡和人际关系的稳定的基础上，最终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66]但最近的田野观察又说明，这种提议忽略了中国民间社会及其组织机制的复杂性。那么，三德范村是怎么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三德范村的主政者曾经这样回答笔者的疑问：
问：有个话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比较敏感。
答：你说就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开口的问题。
问：我发现咱们村的这个国家级传承人引起的争论不大，好像都不太敏感，为什么呢？
答：呵呵，这个问题其实很敏感，我也不希望你在老百姓那里多问。但是你现在发现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没有村民因为这个问题打架，也没有找到联社里来，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我们做工作的事儿。
问：做工作？
答：那时候我就在联社，参与了申报书和后续的工作。当时上面一来通知（“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我们读了读文件，（上网）查了查资料，就知道这是明摆着让老百姓打架的事儿。你说这个扮玩谁是传承人，是我们自己能认定的吗？每年过年，老百姓都说“哪根胡同递的脸子（化妆）不孬”，就是从演员到化妆的都表扬了，老百姓又不是专门学，一代代的都是过年在胡同里一边玩一边学会的，怎么确定传承人？
问：但是最后还是确定了传承人。
答：这是我们管理区商量的结果。但是说难选也好选，因为当时正好到广东比赛拿了一个“山花奖”，获奖节目的主要组织者就以“代表”的身份报上去了。
问：这是大家不争的主要原因吗？
答：我感觉这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村民都知道这事，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好处，很多老百姓还是会争。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村庄太大，大家谁也不能合起伙来反对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通不起气来。
问：那如果有别的胡同的村民来要个说法呢？
答：很简单，一句话就堵回去了——你也拿个“山花奖”试试，拿了就给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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