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非遗保护群体智慧模式优化

在“非遗”建设实践中主体多元、理念转变、技术革新、方法多样等变化与互联网快速普及的共同作用下，利用图5-5 所示的模型，建立“非遗”保护在线平台已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必要之举。

1.基于群体智慧模式的“非遗”保护平台建设

当前，“非遗”数字化、“非遗”网站建设以及多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得 “非遗”保存机构采用提供在线浏览及视听等方式，初步构建起了“非遗”利用平台。然而，单一的利用平台不能充分满足公众参与“非遗”建设的多样化需求，实践主体的多元化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公众权限的同时，充分利用web2.0 交互技术，形成全面覆盖“非遗”资源建设、“非遗”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各个环节的主体间互动平台。该平台主要由业务互动和信息交互两方面功能共同支撑，其具体情况如下：

（1）业务互动功能

在线“非遗”业务互动是“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的主体功能。借助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线上互动为公众参与“非遗”建设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促进公众及时地参与“非遗”实践，并提升公众参与“非遗”建设的效率。

“非遗”的在线业务互动可以划分为在线收集、在线管理和在线应用三方面，其中，在线收集由在线“非遗”录制与已形成“非遗”在线移交两部分构成；在线管理包括三项子功能，即：“非遗”的在线转录、资源整合及鉴定，在管理过程中，“非遗”工作人员是该环节的指导者，引导公众和专家组人员参与转录、校对和鉴定工作，实现对“非遗”的加工和筛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非遗”资源；在线利用则是当前已逐步开展的功能，公众通过互联网对多媒体形式的“非遗”进行视听、分享和下载，从而推动“非遗”在网络环境中的快速传播。

（2）信息交互功能

信息交互功能是业务互动功能的辅助功能，其作用在于通过信息发布和用户反馈对公众线上“非遗”活动进行引导和宣传，加深公众对“非遗”内容与实践的了解，为“非遗”建设寻求线索和建议。可以说，信息交互是公众与“非遗”工作者的纽带，是业务活动有序开展的保证。

“非遗”平台建设中信息交互主要体现在实践信息交互、教育信息交互两功能的实现。其中，实践信息交互功能包括了实践主体人员招募、“非遗”整理任务的发布、公众对任务进行的应答以及公众对“非遗”内容的在线讨论三方面；教育信息交互功能则体现在实践主体对公众的在线教学、公众网上提问及回应两部分。信息交互功能的设置旨在对“非遗”的相关知识与经验进行普及的同时，解答公众在“非遗”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引导和规范公众的实践活动。

2.基于群体智慧模式的“非遗”保护平台运行

“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建设目标在于通过web2.0 技术对“非遗”线下实践进行补充和拓展，因此，平台的建设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充和变革已有“非遗”建设实践流程，形成新的线上与线下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工作模式。对此，笔者从“非遗”收集、管理、利用三方面工作入手，阐述公众参与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对实践流程产生的影响。

（1）“非遗”收集

收集环节实质上是采访者对受访者的信息挖掘。线下的“非遗”的收集分为两个阶段：预访阶段和采访阶段。预访阶段是信息挖掘的前期准备阶段，包括线索寻找、背景研究、联系并接触受访者、拟定采访提纲和采访方法的设定、采访设备与环境的选择六方面。在完成六方面准备工作后，采访工作由档案机构或研究机构开展，目的是基于采访者所具备的较高知识基础，为受访者信息输出提供更好的引导。这一环节中，采访人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实践开展的中心，决定着“非遗”采集所获得价值的大小。当前，这一过程存在着两方面问题，第一，收集过程对采访者团队能力与知识背景的要求很高，采访者团队成员不仅要对相关领域有较深刻认知，还需有一定的访谈及咨询能力，在年龄、使用语言种类、社会地位等方面须与采访者相匹配；第二，档案机构信息来源的单一性和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研究视角局限性会影响到受访者输出信息的质量，降低受访者的信息价值。

因此，线上“非遗”收集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通过信息互动，面向公众，招募不同背景的线下采访团队成员，借助跨行业的合作实现采访者与受访者的良好匹配，如广东省档案馆在“逃港”风潮“非遗”收集过程中，聘请舒顺龙等有相关经验的传媒人担任采访人，并取得良好的成果，这即是跨行业合作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凭借平台在线收集和在线学习功能，公众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学习“非遗”实践相关知识，自发开展口述采访和自主陈述，或对已形成的“非遗”成果进行移交，档案馆、图书馆、社会传媒等信息管理机构可以对质量较高的口述采访成果进行吸纳和扩充。与线下被动收集流程不同，线上的收集功能为公众提供了主动分享的机会。

（2）“非遗”管理

“非遗”管理连接了“非遗”的收集和利用环节，是决定“非遗”质量的关键，其流程主要包括“非遗”载体转换、“非遗”的校对与鉴定工作。

线下“非遗”载体转换是由“非遗”工作人员对音/视频文件进行逐字听打，生成音/视频的逐字听打稿，同时详细记录受访者的信息采访编号、采访次数、项目名称、听打者与校对者的姓名、时间，注明录音与录像的格式，并在资源纳入系统前，形成简单的介绍与摘要的过程^[40]。随着“非遗”数量的增长，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持，因此，在在线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添加志愿者对线上与线下的转录任务认领的环节，以达到扩充人力的目的。在充分扩充人力资源的基础上，“非遗”工作人员还应依据参与者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及其对受访者、采访话题、专业术语了解程度，以及听打者对受访人所操持的语言或方言熟悉程度等进行任务分配，保证转录过程中“非遗”内容能得到完整地转换，价值不会流失。

线下校对与鉴定则是由档案馆或相关机构人员对听打文本中的错漏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版本寄送采访者或受访者过目、确认。同时，档案馆等部门还采取聘请专家担任顾问的方式，从采访环节开始对信息进行把关，即时判断是否需要对受访者补充采访或者选取其他受访者进行资源收集。目的在于引入权威观点，降低受访者的主观性。为此，在线“非遗”校对与鉴定，在将线下业务网络化的基础上，还应开放公众对“非遗”讨论以保障“非遗”的客观性。基于公众多元化视角，凭借公众掌握的信息对“非遗”内容进行补充和校正，能够减弱口述资源中个体的主观性，并加快资源的积累速度，进一步明确资源采集的发展方向。

（3）“非遗”利用

“非遗”利用是“非遗”价值实现的环节。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了解到，国内“非遗”仅采用线下利用的方式，通过签订资源使用战略合作协议主动提供利用，或由档案馆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自行整理出版。这两种“非遗”利用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非遗”有序进行，但是整个过程中缺少用户对资源的反馈以及对用户反馈的收集与响应，不利于“非遗”利用的长期发展。

对此，“非遗”线上利用应倡导以信息保存机构提供利用和用户主动利用并行的方式，促进“非遗”开放式利用和交互式利用相结合。在完成“非遗”数字化后，建立元数据数据库、互见关系数据库，吸纳“云存储”等技术手段，进而实现远程搜索功能，完成资源间逻辑意义上的整合，提升用户主动利用“非遗”的效率。另外，信息管理机构应允许用户围绕“非遗”内容在线上传自己拥有的相关凭证，据此表达自身意见，并就“非遗”中需商榷内容进行在线讨论，通过保存及展示用户反馈及凭证，使信息之间相互纠正、相互引导、相互组织，在维护信息真实可靠的同时，通过相同或相似经历引起用户共鸣，加深用户对“非遗”内容的理解。

公众参与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的构建与运行具有一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非遗”主体定位、“非遗”建设方式以及“非遗”功能建设三方面。

第一，公众、专家、“非遗”工作人员共同构成了多元化“非遗”实践主体，让“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多元主体找到了各自的合适的定位。当前，公众对“非遗”实践的认识尚不充分，缺乏独立开展“非遗”建设的能力。此外，公众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层次的公众与专家在实践中角色有所不同，为保证公众能有序地参与到“非遗”建设中，“非遗”工作人员需要对不同层次的公众和专家进行筛选与分工。这决定了“非遗”工作人员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工作人员需要引导公众和专家参与线上及线下的“非遗”建设。

第二，“非遗”建设中的线上活动对线下实践形成了补充。一方面，“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上的信息互动可弥补线下“非遗”工作人员与公众间交流不足的问题，加深公众对“非遗”实践的认知，为“非遗”实践吸纳人力。另一方面，线上活动也能扩展线下实践，线上的“非遗”录制与管理，允许公众自主地对任何内容的“非遗”进行录制，并突破时空阻隔，利用零散时间对“非遗”进行加工与纠错。

第三，“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完善了“非遗”信息化管理环节。目前“非遗”的收集活动虽然不断升温，却难以有效发挥其影响力，原因在于缺乏完整的管理流程以控制“非遗”内容。对此，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可借鉴并引入档案管理中鉴定与著录环节，采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判定档案价值^[41]，并从内容、知识属性、形式等属性上对“非遗”进行描述^[42]，通过优化平台功能，弥补实践流程设置中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基于群体智慧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建设已成为“非遗”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建设在线平台，吸纳公众参与，充实网络平台功能，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平台是推动“非遗”保护不断深化的必然之举。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各种“非遗”保护主体的职责，例如，从流程角度讲，谁建设“非遗”资源，谁管理“非遗”资源，谁利用“非遗”资源；从参与角度讲，各个“非遗”保护主体在其中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最终，通过该模式的实践，实现网络环境下政府主导、文化部门主管，发挥多元主体各自优势，既分工又合作的多元主体协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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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heeler W M. The ant-colony as an organism[J]. Journal of Morphology， 1911，22（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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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imeister J M. Collective intelligence[J].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0， 2（4）： 245.

[5]笔者注：此书在国内先后于2007 年和2010 年译为中文版。2007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孟永彪翻译的《百万大决定：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2010 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王宝泉翻译的《群体的智慧：如何做出最聪明的决策》。

[6]Leimeister J M. Collective intelligence[J].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0， 2（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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