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进入非遗时代，民俗学者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成为非遗保护的核心力量。有学者指出：“参与制定‘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多是国际知名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此可以说‘非遗’保护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实践创举，以及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理论骄傲），由于‘首义者’多是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所以‘非遗’保护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民间创作’，其所指的内容（对象、范围），也多是民俗或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信仰）的传承。”[1]
非遗保护的实践活动为民俗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将民俗事项中的一部分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内，由此强化了民俗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提升了民俗文化的价值。“民俗精神的弘扬成为继承文化传统的神圣事业，民俗文化的保护成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神圣事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是新世纪文化观的重要转变。”[2]民俗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在凝聚人力和财力保护民俗文化事项的效果上远远超越了以往靠学界和社会力量所能达到的效果。不少学者都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始以来各地对民间信仰由打击变为尊重和保护的事实，而民俗学者也借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在政府文化政策的实施方面具有了较强的话语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民俗学学科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了学科的大发展。高校的民俗学硕士点空前增多，拿到学位的硕士、博士也大幅增加。有学者统计，2010年时，全国已经有近40家民俗学硕士点，在读硕士达到数百人之多。[3]2014年，我国的民俗学硕士点增加到40多家，民俗学博士点有5个。[4]
除了正面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也给民俗学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十大分类其实都属于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却单列了“民俗”一类，把“民俗”从民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分离出来。让不少人误以为民俗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小类。不少学者对此都有不赞同的看法。非遗名录体系的十大分类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和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陈勤建（2014）列举了其中的第八类“传统手工技艺”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手工技艺在国际民俗学视野中是民俗固有的一种形态和表达。“民间工艺，民众传承性生活技艺的一个方面，就是地方性人民知识的学问——民俗的展演。”“民间技艺之所以属于民俗的范畴，在于民间工艺本源上是不脱离民俗生活习尚的一种技艺。地域民众独特的生态环境、生产环境和传承性生产方式，造就了某一类民间工艺的萌生和发展。传统手工艺是地方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所以他说：民间工艺，“在我国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成为与民俗并立的对象，令人唏嘘！”[5]这样的分类方法严重影响了民俗学的学科发展。(www.xing528.com)
陈金文（2009）甚至认为：非遗保护不仅未能给民俗学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反而妨碍了民俗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他从三个方面对非遗妨碍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分析：首先，在非遗保护的影响下，民俗学从业人员队伍迅速扩大，无益于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因为“水货”太多，还降低了民俗学界的声誉。第二，民俗学者往往被地方申遗者视为谋求利益的工具而成为公关的对象，民俗学者因而常常言不由衷，沦为地方申遗的工具。第三，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一些民俗学者无心踏实做学问，失去了深入思考理论问题的能力，另一些学者观点肤浅幼稚，研究的理论水平下降。[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