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苏轼因患病求医,与名医庞安结为好友。两人结伴游览蕲水清泉寺时,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其中有这样三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虽遭贬谪之祸,但天性豁达乐观的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结,他相信,只要勇往直前,流水都能向西流去,人生哪里不能回到青年时光呢?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命运的拐点出现了。他接到诏令,由黄州团练副使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虽然官阶并无改变,但是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也较为舒适,这其实是朝廷想要重新任用他的信号。
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去汝州赴任,到达常州时,突然传来神宗驾崩的消息。当时的皇太子哲宗刚十岁,于是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王安石的新党遭到重大打压,而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苏轼也因此得以骤迁。
苏轼的这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到任才五天,元丰八年(1085年)腊月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四品,最后到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知制诰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苏轼却并没有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中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党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www.xing528.com)
苏轼并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政治就是一笔笔股票投机交易。与股票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股票投机是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而政治投机则是低价时抛弃,高价时趋附,不折不扣地追涨杀跌。政坛上永远不缺少这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新党专权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改头换面。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喜爱和信任,献媚和告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晋升之阶。因此,当苏轼与司马光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一群“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纷纷上疏对苏轼进行诬陷和攻击,苏轼难以在京师立足,无奈之下,多次上疏“补外”。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奉命以龙图阁学士担任杭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对他来说,如同十八年前离开京师到杭州任通判一样,能离开京师那个是非之地是他最大的愿望。
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苏轼担任的是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权力更大,因此他有更好的条件为百姓做些实事了。苏轼到任不久,适逢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苏轼上表朝廷要求减免赋税,又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为百姓治病。饥荒过后,苏轼勘查西湖,发现湖中蔓草横生,于是设计开河浚湖,兴修水利。四个月后,工程竣工,但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蔓草和淤泥呢?苏轼计上心来,用这些废物建造了一座长堤,从此游人们可漫步长堤,往来南北,堤上遍种花木,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苏轼在百姓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弱智”,苏轼是十分明白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摸着大肚子对侍女们说:“你们看我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笑道:“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为之绝倒。
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眼里,真正的时宜只是自己的良心、百姓的冷暖,而不是潮起潮落的权力变更,更不是随着权力变更而改变的自己的操守。于是,苏轼在纷纷扰扰的权力集团之外,独立为一棵树,一棵不随着风向摇摆的树,但是,独立的代价,必定是被排挤和陷害。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他这种坚守无异于自寻死路。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在暗中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在历史上以两点闻名:第一,他是苏轼年轻时的好友;第二,他是宋代奸诈、卑鄙的小人之一。因此,他注定成为苏轼后半生的仇敌,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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