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作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成名作被无数读者喜爱。但让这部小说真正走进我们视野的却是同名电影的出现，心理学家曾分析过杜拉斯及其作品，表示杜拉斯在小说中所创造的人物也正好映照出她儿时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的心理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诱发了一系列的影响。《情人》讲述了越南被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白人少女与华裔贵公子微妙的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
在一位朋友的再三推荐下，决定腾出一下午的时间来走进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如今在娱乐至上的年代，了解一部作品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翻看小说，而是直接打开搜索引擎找到了这部片子。而看小说则是之后的事了。
从杜拉斯的辞藻间你会将这部著作与东方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位法国白人小姐怎么会了解东方文明？我读到的杜拉斯是一个能游刃于思想和欲望之间的小女人。有时候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又好像不知道。有时充满欲望，有时又飘飘欲仙难以捉摸。《情人》这部作品不就是她对生平经验的反思和表达吗？生而知之者有几人。在生活的推动下，她的精神才能赖以生存，不经历苦难文字怎会变得深刻。
杜拉斯在越南地区的成长经历让她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个人自传式的题材让她独树一帜，她在刻画这个白人小姑娘时，表现出她对写作的执念，这份执念多次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比如《乌发碧眼》，女主人公也是用文字来整理思想的悲苦女人。成为作家，疯狂体验生活带给她的的各种能量，想要去表达感官世界带给她本我世界的欲望。这份欲望无处发泄，必须找个合适的疯狂的点牵绊住这份难以控制的力量。
在杜拉斯的笔下，有懵懂的爱情，痛苦的暗恋，枯燥的婚姻，甚至婚外恋，但是每当潜藏的欲望爆发时，不管什么样的爱情都将走向毁灭，所以在杜拉斯的作品中让人感到莫名的孤独，在她眼里，爱情仿佛只有惨败。在这里之所以说带有悲剧色彩，是因为最后的结局虽然很符合观众的普世价值，但任凭这个故事是多么感染观者，观者又是多么同情这对苦命的小情人，可他们还是会选择华裔贵公子留在组建家庭，抛弃白人少女的结局。这个华裔少年是多少人羡慕的角色，在家族和父亲带给他的金钱和地位中纸醉金迷，可谁知打心底的那股在寒夜里的惧怕之心，唯诺之态只有在女主人公的爱抚下才能平息。
杜拉斯的女性视角早已被世人认可，可在她创作的光环背后不应该忽视她的勇敢，敢于把自己体验生命之痛暴露出来，把伤疤一次又一次的揭开给大家观摩。她将个人生命体验升华到人类的高度，体现了她在困境中思考人生的能力之强。
“以父之名”和俄狄浦斯情节有关，拉康说：“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狄浦斯的问题存在,反过来说,谈到俄狄浦斯,就牵涉到父亲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很少出现，很多人都说这是一种作者本身的先天缺失。但是父亲作为维持家庭关系的核心部分一定会渗透在她的作品中，虽然现实生活中父亲这一角色已经不存在，但人们往往会用另一个人甚至是一种意念，一个物品来替代他，而承担这份责任的东西以父之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电影《情人》中自始至终男主角都介于父亲和情人之间。女主角被称作“孩子”，男主角自始至终也都没有名字，而是用第三人称“他”或者“情人”称呼，这样的关系就多了一份暧昧和猜忌。“情人”27岁，“孩子”15岁半。“他”既可以是“孩子”的情人，也可以是她的父亲。“孩子”在寻求缺失的父爱，她把所有对父亲的幻想，对情人的热烈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直到现实证明她的这个不合格“父亲”根本无法满足她对一个成熟父亲的愿望时，她选择离开。
杜拉斯的作品中对父亲的隐喻不仅表现在“情人”的多重身份，还表现在对于“父亲”这个身份的责任担当。比如在《平静的生活》中,女主人公弗朗西娜的父亲原是比利时某个城市的市长,由于受债务牵连而被革职,被迫举家回到法国的乡村。在父亲离开市政府前一天举行的告别晚会上,六岁的弗朗西娜眼目睹了父亲的变化：从一位受人尊重的市长大人变成了遭人嫌弃和唾弃的人。舞会上基本没有什么人跳舞，冷冷清清。她注意到：舞会由爸爸和市政府首席顾问的夫人开场,但是没有人和他们一起跳。在一刻钟的时间内,只有爸爸和这位夫人两人在跳。但那夫人的面部带着明显的厌恶。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们在第一支舞曲结束后带着女人匆匆离去。父亲从此一蹶不振,整个家庭开始走向衰落。多年之后弗朗西娜回忆起这一幕,她明白父亲实际上从告别晚会那一刻起即已遭遇“死亡”。
作为一个男人在舞会上被女舞伴鄙夷乃至遗弃,是对他的一种象征性“阉割”。这个遭“阉割”的男人不再具有“菲勒斯”,也就不再具有父亲的作用。虽然他还一直活着,却如同死了一般,因为从他不能履行市长职责的那一天起,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承担父亲的责任。(www.xing528.com)
杜拉斯的作品中涉及到亚洲形象有：《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副领事》《广岛之恋》《印度之歌》《恒河女子》《爱》《乌发碧眼》。这其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中国情人，日本男人，女疯子和乞丐。国内研究大多是放在中国情人身上。这个情人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有这不同的设计，《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的诺先生个性懦弱,长相丑陋。苏珊因为他的富有才同意女儿和他来往，对他的印象就是穿着丝绸衣服，带着大钻戒。在《情人》中，情人形象是来自抚顺巨商之子，对于这个情人，白人少女毫不掩饰的说，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他们可以在一起谈论所见所闻，可以谈论将来。第三个情人形象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从标题上就表明了情人的身份,他来自中国北方满洲里。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情人》的再写,连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相遇也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他有中国北方人白晢的皮肤。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穿一套米灰色绸西服,一双西贡的青年银行家们穿的红棕色英国皮鞋。”在这三部作品中，情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从诺先生虽然是白种人却长相猥琐，穿着丝绸。中国情人相貌清秀，穿着欧式的西服，北方情人则有一张白种人的脸。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不变的却是“情人”的“味道”——丝绸、鸦片、黑色轿车。
在父亲病的快要不行的时候，母亲在河内小湖边上购得一处房产，照片就是在这个院子照的，母亲板着脸，穿着磨损的几乎快要透明的衣衫，神情淡漠，可能是因为午后天气潮热的缘故，显得很疲倦。那个时候她就已无心去照顾我们兄妹的衣着装束。照片上离她最近的是她最心疼的面无表情的大儿子他这一辈子都不曾交到过朋友，也没有成家，靠变卖遗产过日子。她的二儿子怯懦的眼神让人生怜，离她最远的是她唯一的四岁的女儿。
后来女主人公对寄宿学校单纯青涩的女朋友海伦·拉戈奈的欲望无力自持，她第一次对海伦·拉戈奈有了欲望的念头，任由她抚摸，海伦没有拒绝，与其说没有拒绝，还不如说不懂得要拒绝什么。女主角又进一步的去试探触碰海伦。她在海伦·拉戈奈身上获得安全感，她爱这个简单的女人。海伦·拉戈奈和阁楼上的中国男人都是她的情人。她有时候甚至觉得海伦应该属于那个男人，他们是一样的。海伦·拉戈奈应该属于中国，而不是胡乱的被母亲嫁给别人。
白石砌成的缓坡堤岸捧着金色的波光鳞鳞的河水，来往络绎不绝的商船，靠岸的号子时而是道别的隔离时而是喷薄欲出的火花，一对璧人在夕阳下形成浪漫的剪影，金色的河水照耀着没有任何分别的灿烂脸庞，河堤上紧紧地排着一栋栋别致而有中国特色的小楼，精明的华裔富商带着自己在巴黎留学放假的儿子来这里经营企业，他们住在十几年的有着蓝瓷栏杆平台的大宅。焦糖、炒花生、中国菜汤和烤肉的味道弥漫着整个街道。不时还传出他们哄笑和吆喝的声音。就是那次渡河，那是她返回西贡住宿学校的路上。女主人公出现在河堤上，十五岁半的她用母亲的香脂将两颊的雀斑掩盖起来，擦了粉，涂了暗黑色的口红。少年穿着欧式的浅色柞稠西装，坐在拥有滑动玻璃窗和折叠式座椅的利穆汽车上，他发现了河堤上的白人少女。在城内南部现代化的单间小楼才是故事发生的地方，一切都要从这里说起，胆怯的贵公子像没有经历过任何沾染的白莲花一样向白人小姐吐露自己的爱意，但这份爱有些别扭，他不敢向前走，甚至向前迈进一步。反而是一心想做作家的白人小姐大胆的迎上去，将他揽入怀中。少年站在甲板上一幅幅画面闪现过他的脑海，也许在今后千千万万个相同的夜晚里他还会再想到她。黑夜中被抛弃的浪花一遍遍的清洗着他的伤口，让他从阵痛中清醒，又从麻痹中昏睡。床上横陈依旧，而枕旁熟睡的妻子却不是心中所念，少年把自己对旧人的所有幻想和欲望都强加在另一个女人身上，而这个被指腹为婚门当户对的妻子又何尝不知道身边的这头猛兽在沙沥的传奇轶事。随行的丫鬟、家丁指不定用多肮脏的语言谩骂着可怜的少年。杜拉斯对于画面的描写唯美而又浪漫，但其中不乏感觉到忧郁绝望的格调。
堤岸上的事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她的矫揉造作搔首弄姿母亲看在眼里，等她一到家，母亲就把她的衣服扒光，嗅她内衣上是否有中国男人的味道。母亲破口大骂，说她的小女儿是婊子，这辈子都不要想着嫁出去。描写到这里，一般的作家都会用大量的笔墨进一步去刻画女主角的心理感受，但玛格丽特没有提到只言片语。打心底只有她懂得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女人。从1942年12月，小哥哥病死之后，她再也没和这个家有半点联系。从1932年到1949年这十七年间，她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哪里，过的如何。这几年间她结婚又离婚都没有通知她的母亲。再次与母亲重逢，她儿子快两岁了，她还坚持写作。那时候她母亲已经回到法国，已经快接近坟墓，这次重逢并没有大逆转的剧情，遗憾这次重逢来得太晚，心中的执念还没消化，所以并没有任何意义。在《情人》中，除了大段描写唯美场景的部分，女性视角仿佛成了通篇的标签，从而玛格丽特也被冠上女性视角的代表人物。
在杜拉斯的笔下，大多数的女性都处在边缘人的环境中，她们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不得不变得敏感而脆弱，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需要上帝之手来眷顾她们，“疯狂而低迷”的反抗为许多角色添加了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在她的小说中,常常是一对陌生的男人和女人,在堤岸、在酒吧、在旅店、在度假，突然被卷到爱情的漩涡。对于女性内心世界深层次的挖掘以及欲望的无处安放，让我们更认真的去感受人物的角色。
对弥漫于作品中的绝望意识,杜拉斯写道：“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痛苦,而是确认自始即有、几乎童年时就出现的那种失望,可以说,确实,就像八岁时就有的自认无能为力的那种认识又突然复现在眼前,面对种种事物、人,面对大海,面对生命,面对自身肉体的局限性,面对森林,不冒被杀死的危险就不能接近森林,面对定期邮船离去的永诀,面对哭父亲死去的母亲,那种伤痕明知幼稚但他毕竟是从我们这里被夺走了,就是面对这一切所产生的自知无能为力的那种认识。”
在《情人》中存在一个非常成功的逻辑那就是在性与金钱的交换过程中，灵魂也被爱牵扯其中。故事开始的一幕，女主角接到了中国男人的电话，那时两人都老了，老的都无法辨认容颜没有力气体会此时复杂的心情。男主人公说，他还深爱着她，并没有将她忘记，爱她至死方休。看到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唏嘘，一个男人用另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幸福和整个家庭的爱换取这样一份守候。他既没有勇气去追寻心中所爱，又不愿伤害另一个女人。这份纠结和不满无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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