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

皮克林最初提出纠缠理论是为解决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释知识生产中的“自然缺席”问题，还未充分阐述其理论的哲学意义。在200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后现代主义本体论”为议题的新千年国际论坛上，皮克林系统地发表了其哲学“新本体论”的基本主张，将纠缠理论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进行阐述[8]。在2008年出版的《实践中的纠缠：科学、社会及其演变》的序言和导论中，又以案例对其本体论作了补充解释[9]8。纠缠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四个基本概念：瞬时突现、演化生成、去中心化和后人文主义。这些概念的提出又跟他对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的批评分析有紧密联系，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分析，以突显纠缠理论的特征。

1.“瞬时突现”和“演化生成”的自然观

皮克林的“瞬时突现”概念主要借用德勒兹与瓜塔利《千高原》中的“游牧无根”、“自然生成”概念，以表达在科学（或工程）实践过程中偶然遭遇的阻抗，人们无法预知，也无法回避，它仅仅发生，很难一一因果追溯。但物质世界的这种作用迫使人类改变实践的方式、目标和解释系统。比如，他分析密西根大学的格拉瑟（Donald Glaser）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气泡室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物理学家通常用云雾室来研究宇宙射线。但地表附近宇宙射线十分稀疏，而且完全随机出现，云雾室探测到宇宙射线的概率非常小。格拉瑟想办法模仿云雾室原理建造新型探测仪器，他首先设想在云雾室容器中代之以密度更大的工作物质，以增加工作物质跟粒子发生反映的概率，增加发现新粒子的机会。但更换工作物质之后，新的仪器并没有成功，没有留下粒子的迹径。他的理想和目标未能实现，于是他只得根据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更换工作物质和改变触发反应的机制。最后，他研制出真正能运行的是大型的气泡室，而不是云雾室；探测的对象是实验室加速器产生的新粒子，而不是宇宙射线。他所建造的气泡室也成了六七十年代大型粒子加速器实验室常用的仪器，是大科学时代的标志性仪器之一。此发明也使他一举成名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本人更喜欢小作坊式的自由研究，厌恶大科学的体制化管理，最终只得离开粒子物理学领域，转向它途。

皮克林以细致的案例研究说明，科研活动（以及人类其他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中并无固定的轨迹；人类现有的观念、知识和经验不足以限定今后的活动；由于各种偶然力量因素的突现，人类活动的方式、实践目标需要不断调整与适应。因此，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试探性的、开放性的，从而人类的未来也是开放的、不确定的。

这自然使人联系到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概念。“座架”是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批判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科学与沉思》中，海德格尔将科学理解为“是关于现实的理论”[10]40而“现实充满了作用者，起作用之物的领域”[10]42。此处的“作用”类似于皮克林的“agency”。海德格尔承认此“作用”包括自然的作用，也包括人类的作用，是人与物的共同在场。皮克林与此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海德格尔强调现代科学以应用为目的：“现代科学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其干预性的加工”[10]51。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将技术的本质理解为“技术乃是一种解弊的方式”[10]10，“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弊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横蛮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0]12-13。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仅技术手段是人类用来促逼自然，使自然解弊，向人类敞开其所有。而且在此过程中，人也是被促逼的，人类只能按照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方式去“订造”自然、解弊自然：“惟就人本身已经受到促逼、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弊才能进行。”[10]16由此，现代技术成为支配人类与自然实践关系的“座架”，使人类难以逃逸。

皮克林则认为，科学实践是多维度的，科学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概念、理论、仪器、设备、方法、经验等）对其科学（工程）实践的确有制约作用。已有的文化资源起到“桥头堡”（bridge-head）的作用，它是人类下一步实践的出发点和基本装备。但是，已有的文化资源对人类实践的制约并不十分严格；因为各种未知力量因素的瞬时突现，人类实践的方式和目标随时都可能调整与改变；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机会主义的”，并不固守已有的程序规则，前方的道路仍然是开放的、未知的。就如格拉瑟建造云雾室，他原本想在云雾室原理基础上建造一个更高效的小型云雾室，但最终成功的却是大型的气泡室。因此，从原有的文化传统拓展延伸到新的领地可有多种可能方式，多种可能的结局，人类的未来是开放的，而“座架”概念显得太固化了。由此，他认为人类生存和活动着的世界处于流变的“生成”（becoming）之中，而不是稳定的“存在”（being）。在这一点上，皮克林更接近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普里戈津的“从存在到演化”。(www.xing528.com)

2.“去中心化”与“后人文主义”的世界观

海德格尔与皮克林都承认，人类生存于重重迷雾所包裹（the thick of things）的世界中，人类只能通过探索性的实践活动来认知并栖息于这个迷雾茫茫的世界。但是，海德格尔对这种认知以及人类生存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对“座架”的严重依赖，当今的人类无法达到对世界的真实认识。作为“座架”的技术促逼着人类只能按其提供的方式解弊世界，“座架”堵塞了人类倾听解弊的其他方式，阻碍了人类观察世界的其他可能性。海德格尔批评现代科学将世界图像化，通过现代科学（尤其物理学）严密的筹划和精确的计算，世界被表象为图像，人类通过现代科学赋予的世界图像来认识世界。但是，现代科学给出的图像是不完整、不真实的，它展示给人类的至多是“正确的”认识，但不是“真实的”世界，从而现代科学成为遮蔽人类双眼的面纱。

皮克林则认为，遮蔽人类双眼的“面纱”是传统的“表征”科学观造成的。过去人们仅仅把科学理解为一种表征性知识，一种既成的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并以此符号体系来代表自然，强加于自然。受伊恩·哈金的《表征与介入》的影响，皮克林转向科学活动的过程来考察科学，在其历时性的实践科学观中，科学家（工程师）的实践活动跟人类其他实践活动并无特别的区别，人类并非仅仅依赖既有的知识经验去观察世界，而是直接与现实世界打交道。现实世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各种新生的力量，科学家（工程师）需要不断转换思维和行动方式去面对。科学实践是在不断地“做事”，其中必会遭遇来自各种力量的“阻抗”，人类只能与各种力量“共舞”，学会调整与适应。虽然现代科学的面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占主流的解释仍然是笛卡尔式的二元分离、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是，揭开这块面纱，回到去中心化的演化生成的世界观是可能的。为此，人类必须转换观念，转换到他所提倡的去中心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或称“后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即各种力量共存共舞，相互调整与适应的世界观。

与皮克林相比，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未走到反笛卡尔式二元论的地步。他也强调人类实践会遭遇物质世界，但他认为那是人类本身造成的，是人类的实践超越了物质世界向人类敞开的领域，是人类的力量试图迫使物质世界服从人类的法则造成的。因此，他把人类遭遇“阻抗”归之于人为造成，人类的失败是由于试图僭越自然的结果。显然，海德格尔将人与物质世界当成相互独立的存在，并将实践遭遇的最后因素归之于人。皮克林则主张放弃寻找最后因的企图，应以多因素相互对称、共存共舞来解释。在人类遭遇物质世界的“阻抗”之前，物质的力量是未知的，也并非预先的存在；它是实践过程中的偶然突现，因此不能将暂时的失败完全归之于人的因素；也不应该因遭遇阻抗或悲观或放弃，而是要学会积极地调整与适应。

两者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时代上的差异。海德格尔的批判分析虽然被认为大大超越同时代人的思考，但他的思考是在20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乐观主义比较盛行，必然性、决定论仍然备受推崇的时代；皮克林的分析批判是在21世纪初，此时各种后现代思潮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已经比较广泛，偶然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更受到推崇的时代。时代差异导致两个学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