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电影非正式传播路径的情况

香港电影以多种形式进入内地，有合法的，也有非正常渠道的，主要方式有进口影片、合作制片、录像制品、电影传播以及走私盗版等。也包括一些内部放映，如李翰祥的《倾国倾城》（1975）曾在北京、上海放映过，但并非通过邵氏引进。[48]

根据胡克的研究，香港电影“文革”结束后至90年代中期，进入内地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1979—1985年，引进少量香港左派公司影片。这时期出现盗版电影，但还不普及。这期间，1982年，中国中央政府颁布《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但因利润巨大，所以难以根除。

1986—1991年，引进香港影片数量有所增加，盗版录影带流行，沿海一些城市出现走私影片放映，有些公然在国营电影院进行商业放映。国家调整政策，为香港影片进入内地提供政策依据。[49]相关整顿清查动向，在当时香港的报纸上也有报道。1982年，广州就一次性封查365盒录影带。[50]1988年，有盗版的录影带在内地租售，香港方面派银都机构负责人马逢国到内地协商港片的版权问题。[51]1990年，仍有香港不法之徒盗印港片卖到内地的报道。[52]

1992—1994年，香港影片在内地的影响达到最高点。[53]从香港一些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可以佐证：90年代中期，香港的“寰亚”“美亚”“寰宇”等业务中不小的部分是从事录影带、影碟发行。比如美亚，1994年直接在马来西亚成立公司，出售华语录影带及影碟，并开拓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越南等市场。同年在内地拓展分销网，在广州、北京、上海、四川及哈尔滨开设零售点。同时也有录像带及影碟租赁业务。[54]香港电影是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生人的文化记忆。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院线上映香港电影的数量远远不及非院线上映的数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当年“地下”及非法的状态，很难寻找形成文字或影像的直接档案和记录来进行佐证，但在内地导演贾樟柯早期的作品里，部分民间港片迷及不少经历者的回忆中，都可以找到许多证明。其他研究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内地在2004年之前并无太多在银幕上观看香港电影的机会。”“事实上，盗版录像带这种非正式的观看方式才是港片在中国内地流行的渠道。”“在狭小的录像厅或者以20英寸为主的家庭彩电上，观看变形、变色、刮花的香港录像带，成为内地接触香港电影的廉价方式。CEPA之前的香港电影，在创作上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非法观众的接受态度……”[55](www.xing528.com)

香港电影经历了90年代末的重创后试图在内地市场一展拳脚，不过，注意到内地观众的喜好，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电影行业整体面临其他娱乐模式的冲击，内地的观众同样也有本土化的口味。并且，热爱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一代观众已经不再是市场的主力人群，新一代的观众受香港流行文化影响甚少。

其次，香港电影是一种产出导向型的产品。理论研究表明，这类产品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如果想要开发跟区域市场和消费者关系密切的产品，公司就会在当地进行研究开发以适应当地市场的需要，适应本地的生产过程，接近主要的用户。但是，研究开发的国际化也带来问题。比如，信息和协调费用高，跟集中开发研究相比，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没有规模经济，失去对本身的基础研究的保护。[56]香港成熟的电影人纷纷移师内地，造成香港本地电影业人才的流失，因为香港电影业在80、90年代有力量和可能时，没有为未来培育和储备新人才，最终造成了整个行业创造力的衰退和萎缩。且这些行业经验丰富的香港电影人进入内地参与合拍，并不能照搬港片过去的经验，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和时代面前，文化产品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和复制，最终导致出现所谓“港片不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