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路遥独特艺术创作方法的重要价值

《平凡的世界》独特的创作艺术是其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之一。

首先，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平凡的世界》主要反映1975—1985年城市和乡村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他又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为此，在艺术创作方法上，路遥最终“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在对黄土地城乡生活的客观叙述中，在对具体生活场景的描写中，在对人物命运的延展与对动人情节的叙述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爱憎感情和思想倾向。在艺术与审美形态上，《平凡的世界》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呈现模式，体现了悲剧与喜剧交融的现实主义结构形式与审美形态。小说既呈现出田晓霞牺牲、孙少平毁容等悲剧情节的崇高与壮美，也呈现出批斗疯老头田二、孙玉亭饿肚子干“革命”等喜剧情节的滑稽与讽刺，这些不同类型的艺术手法交织使用，产生了超越悲剧和喜剧的独特效果。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完全是为着“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决定而努力的，他不想为着“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不想让这种创作变为“一种无价值的表现”。现实主义手法与风格的采用，让小说真实地记录了那个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各个方面，承担了“历史书记官”的功能；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价值，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传承，能有力地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

其次，小说复线交织，多场景并行。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为织成这张大网，小说采用了复线交织结构和多场景并行的宏大架构。路遥说，《平凡的世界》中“人物运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从阅读感受上来说，小说呈现出来的是：孙少安是近景，孙少平是中景，田福军是远景。从小说重心来说，《平凡的世界》的复线交织和多场景则是以孙少安、孙少平的人生奋斗之路为重点的双主线和双场景：一是孙少安从贫困农民走向成为农民企业家、办砖窑厂、帮助乡邻、建村小学、做村主任的奋斗与精神进阶之路，构造的是以孙少安为中心的乡村世界，展现的是农村场景；二是孙少平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奋斗之路、生活之路、爱情之路及精神成长之路，构造的是以孙少平为中心的外部世界，绘写的是城市场景。“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路遥研读了众多国内外作品，其中重点研读了《红楼梦》。从《平凡的世界》复线交织与多场景并行的创作结构来看，路遥有效吸收了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创作营养。《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贾府兴衰为复线，绘写荣、宁两府，绘写大观园内青年男女构成的纯洁世界与大观园外三教九流组成的污浊世界等多场景的。《平凡的世界》主要是通过写孙、田两家的众多人物来交错展开故事情节的，如少安与润叶、少平与晓霞，并以此带动其他人物群体，这与《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中心来带动其他人物及其爱情故事的写法类似。对经典鸿篇巨制的研究与借鉴，增添了《平凡的世界》的艺术底蕴与感染力。(www.xing528.com)

再次，情节处理戏剧化。这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平凡的世界》借鉴了戏剧的创作手法，将主要人物的部分情节戏剧化处理，又让人觉得自然合理，不显得突兀。小说在安排孙少平爱情线索时，就用了矛盾的戏剧化处理方法：孙少平喜欢郝红梅，郝红梅却爱顾养民，顾养民后来爱金秀，金秀最后却爱孙少平，情感冲突的交织点是孙少平。孙少安的情感线也具有戏剧性：田润叶爱他，他不敢爱；李向前爱润叶，润叶却不爱李向前。小说通过对情节与情感矛盾的戏剧化处理，以及多角色多维度设置，让情节更具波澜和张力，人物更具立体感。其二是人物命运蕴含鲜明的悲剧色彩。小说主次要人物均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走向改革转型的特殊时代，人物的出身与命运的起点含有悲剧色彩。其中主要人物的事业悲剧、爱情悲剧、命运悲剧，以及人生悲剧，均体现出撼动人心的人格美与崇高美，这点在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不少情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刻画上运用了喜剧手法来表现其背后的悲剧意蕴。小说中批斗疯老头田二和孙玉亭干“革命”的相关内容，本身包含着很浓重的悲剧色彩，然而小说却用喜剧手法来叙写，这种暗含强烈反差的艺术呈现方式强化了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效果。尤其是“革命家”孙玉亭，他贫穷又充满激情，是个被时代扭曲的悲剧人物。小说采用了内庄外谐、庄谐合一的幽默手法来刻画他：常穿着破衣烂衫，穿着双麻绳破鞋，忍受着饥肠饿肚，却总是满怀激情地帮助村支书田福堂“闹革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并且“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小说以近乎反常的诙谐与夸张，在对孙玉亭进行嘲笑、讽刺时，也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时代的态度。

另外，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在情节叙述中穿插大量陕北民歌民谣并反复呼应，别有韵味，值得细细品读、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