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所谓解释，又称诠释（interpretation），含有分析、阐明、说明、注解之意。^[7]“解释的技艺原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所有的古代文明中的解经人各以其独特方式发展了自己的解释学。”^[8]如中国的训诂学，作为汉语独特的语言学和语义学体系，就是研习、训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解码程序。在西方，一切学问的源头都是从古希腊哲学、罗马法或基督教义开始的。罗马法解释学（jurisprudentia）的发展导源于《十二表法》的制定。^[9]如果务实的罗马人没有创造出罗马法供后世学者玩赏的话，所谓罗马文明早就被淹没在希腊文明的波涛之中了，那么，罗马人给后世的印象顶多不过是一个好战的士兵和勤劳的农民。尽管日耳曼人野蛮地摧毁了罗马大厦，但是拉丁文却成了传教的媒介，罗马法术语与研究方法成为探究《圣经》的钥匙。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背景下，曾经有过研究《圣经》，解释宗教问题的释义学（exegesis）和研究古典文献解释问题的文献学（philology），这就是西方传统的解释学。

Hermeneutics（解释学），其语词源于希腊语Hermes（赫尔墨斯）。^[10]神话中的赫氏是个多才多艺的传奇者，他是众神的使者，掌管多项技艺与职业，传说他首创字母。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当然也是一个解释者。现代意义的解释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被称为“解释学之父”的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将传统的解释学改造成为一门普遍的学问，一门教人避免错误和获致正确理解的学问，即转变成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到19世纪末，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将施氏的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推向普遍化、理论化。然而，施氏、狄氏所开创的事业仍被哲学界称为“古典解释学”。

现代的解释学是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年）创始的。古典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的界碑是以由单纯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本体论为标志。海德格尔对以前的解释学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他认为以前人们只是从解释者与被解释的对象的关系来研究解释和理解，因此这种解释学只是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并非本体论。他认为，“存在”的问题比“存在者”的问题更为根本，“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他侧重从存在的本体论来研究人的“理解”。他说，“理解的前结构”是本体性结构。他在《通向语言之路》一书中指出，即使是作为本体论问题的存在之理论也离不开语言的理解，因此“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他的这一理论为伽达默尔和利科进一步发展。

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Geog Gadamer）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通过《真理与方法》一书向人们阐释，解释学首先是本体论，它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理解何以可能”。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解释学不应研究具体领域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也不应单纯为各门精神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指引，而应研究解释者的存在方式以及理解本身。由于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因此无论是解释者还是对象的“本文”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而试图完全超越历史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理解的历史性。那么，理解的历史性就决定了理解必然带有“成见”（或“前见”或“前理解”）。同理，任何企图超越或排除“成见”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成见”或带有“成见”，因此完全客观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基于此，人们必须承认存在着合理的成见这一事实。合理的成见是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既不能消除，也不应消除。伽达默尔认为，解释是一种“视界融合”，而语言则是理解的普遍媒介。(www.xing528.com)

保尔·利科（Paul Ricoeur）批判地发展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他首先批判了他们不探讨方法论而直接探讨“定在”的本体论观点。利科认为，应将解释学作为一种本体论，但它成为本体论最合适的道路是从语言的解释开始，由语义学阶段而至反思阶段，进而最后达至存在阶段。他强调，要理解“定在”必须首先从语言出发，但不能停滞在古典解释学那种仅对语言进行注释和训诂的层面上，而要将现代解释学本体论与现代认识论尤其是符号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通过研究语言去超越语言，最终达到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利科从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这是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也是结构主义的重大贡献。语言具有符号性、任意性及共时性，它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是语词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静态的网络系统或结构；而言语则是由人说或写出来的具体的话语之集合。利科指出，尽管解释学亦涉及语言问题，但其着重点在于探究活生生的言语；只有当语言通过人们的具体陈述（说或写）从而转变为言语时，才能与世界、与人的存在经验发生联系，才能构成人类经验的基本条件，才能有意义。利科的解释学得到了结构主义的强大支援。

然而，实用主义对解释学持批评态度、不信任的怀疑甚至敌意。查理·桑德尔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年）这位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就曾提出关于符号“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的观念。皮尔士反对“无限衍义”的方法，他指责这种方法不仅导致概念意义的混乱，而且危害着整个人类思维的健康发展。当代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有针对性地指出，从“无限衍义”这一观念并不能得出诠释没有标准的结论。他说：“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是潜在的、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11]尽管艾柯的这一以水为例的比喻并不确切，^[12]但是他认为诠释是有章可循的。通过耐心地叙述“作者意图”、“诠释者意图”与“本文意图”，艾柯确定了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界限，他甚至指出过度诠释实质上是不足诠释或武断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