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中国人的精神》，就会发现辜氏表述的所谓“良心宗教”，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几千年没有发生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完全靠的是道德教化达到了西方宗教教育才能达到的效果，因为儒教之中的某些内容可以取代宗教。这种思路要是被移植到欧洲的历史语境下，其实正是一些西方浪漫派思想家如马太·阿诺德以“文化”代替“宗教”而为绝对价值的基础的理论再现。[23]卡莱尔也曾认为，现代化带来的贫富悬殊，否认社会福祉能仅仅经由外部的政经立法而达到，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教化。[24]
辜鸿铭在表达“真正的中国人有着成年人的智能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产物”时[25]，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如在最优秀的中国文艺作品中所见到的那样，正体现了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富于想象的理性。他引述阿诺德的话说：“而现代欧洲精神生活的主要成分，现代的欧洲精神，则既不是知觉和理性，也不是心灵与想象，它是一种富于想象的理性（imaginative reason）”[26]，而在欧洲，这种理性恰恰已经被葬送和毁灭，承继它的只能是可贵的中国人的精神。他随之不厌其烦地描述道：“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你无法像学习速记或世界语那样去把握它——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境，或用诗的语句来说，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27]这似乎完全是在用阿诺德的浪漫派口气说话，好像也在同时证明对中西文明形式的探索，可以采取如此相通一致的办法。我们同样发现，辜鸿铭此时在定义中国人的精神时也已不自觉地脱离开了真正的中国儒家语境，而站在欧洲浪漫派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传统了。欧洲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描述成为辜鸿铭建构中国传统自我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直接资源，反过来又印证了欧洲文化中浪漫因素应该重新开掘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为欧洲人想象东方文明提供了一个两者相通的一贯性解释，这个建构过程颇可看作是“自我东方化”的例证。
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里，辜氏的初衷是想把中国的“清流党”对应于浪漫派领袖纽曼（John H.Newman）发起的牛津运动，但正如朱维铮所说：“他毫不在乎中国读者是否理解纽曼及其领导的英国牛津运动，相反则十分在乎‘英国佬’是否懂得他所说的中国清流运动。”[28]若举出其书中对英国与清朝几对人物所进行的对号入座式的所谓比较研究，则简直有些乱点鸳鸯谱的嫌疑了。如把李鸿章比作中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帕麦斯顿励爵（Lord Palmerston），把张之洞叫作中国的格来斯顿（Gladstone），荣禄则相当于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励爵（lord Salisbury），袁世凯是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等等，真可以说是满纸荒唐言。(www.xing528.com)
至于用张之洞的思想对应于马基雅维里主义，康有为被贴上雅各宾主义的标签，及把湘军、淮军喻为保守党、自由党之争，则更是不知所云，让人怀疑是西洋人撰写的汉学作品，而这本书的基本骨架却是在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华兹华斯的高频率引用下结构起来的。甚至书中把晚清社会说成是由贵族、中产阶级和平民三类人组成，也袭用自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对英国社会的三阶层分类。[29]到此为止，中国的清流运动变成了英国牛津运动的一个东方注解和印证说辞，因为辜鸿铭已经想到了欧洲人也只能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这种理解其实只和英国人的处境有关，而与中国人的现实处境无关，结果东方的幻境在浪漫派的传统脉络中被清晰地建构和凸显了出来，辜鸿铭由此完成了一个“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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