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良南下与立宪运动的兴起：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

铁良南下的前后正是立宪运动兴起的时机，至今为止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两件事情的相关性。本文略做勾勒和考释，对于我们了解立宪运动是如何兴起的，或许不无补益。

自1901年新政改革上谕颁后，大致在1903年，缙绅士大夫之间开始流露一种普遍的不满，觉得改革的步伐过于敷衍拖沓，倾向于要在政体上搞一次整体性的变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挽救中国的危亡。这样的言论逐渐流传于报刊，并通过几位督抚和驻外公使的奏折也开始蔓延到朝堂之上。1904年的日俄战争大大刺激了中国的立宪运动，也为中国的立宪派占据舆论的制高点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日俄之战视作立宪与专制的斗争，伴随日本的节节胜利，是立宪舆论在报刊上的狂飙突进。

把立宪运动和铁良南下关联在一起的核心人物是张謇。从1901年到1904年，张謇本人与那个时代一样，短短几年之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1901年，在江楚会奏酝酿的过程中，作为参考意见提供者的他，写过一篇《变法平议》，其中提到要“置议政院”，但目的不过在于“集思广益”的行政功效。㊿即使如此，这仍未被采纳入谨慎的“江楚会奏三疏”之中。到了1904年，他与张之洞的得力幕僚赵凤昌联系极为密切，特别热心于如何促使立宪之事可以成为国策。大致在农历五月至六月期间，张謇询问赵凤昌说：

“《义解》印成否？应早成矣。直、粤有何消息，祈一询叔蕴。杏城断不可虚下。十七八日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亦以为非此不可救亡也。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有何妙策？见示。”

这封信件中的“《义解》”指《日本宪法义解》，乃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名臣伊藤博文解释日本宪法的著作，可谓明治宪政的指南针。在当时的立宪派看来，立宪是须臾不可再缓了，宪政模式虽有多种，但“中日较近，宜法日”。因此，他们当时就集中刊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等书，后来张謇不仅写过《日本议会史序》，似乎还写过一篇《宪法义解后序》，惜目前的《张謇全集》只能看见前篇，后篇大概已佚。其实要是相较而言的话，《日本宪法义解》无疑要更重要得多。

张謇探问“直、粤有何消息”，这与他们的运动方略有关，实际上也是清末许多重大政策的形成方式，即缙绅、商人、名士、幕僚相互联络和策动于下，说服和串联几省有力的督抚之后，再由他们代拟奏折，督抚不过具名向上递呈而已。甲辰年三月二十八日，“抱冰来，复谈立宪，其论亦明，其气殊怯”，这是说张之洞（号抱冰）早就同意立宪了，但尚不敢单独上奏。五月十三日，张謇又“与项城讯”，这应该就是那封著名的论断“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的函件。因此，所谓“直、粤有何消息”，其实是探问直督袁世凯和粤督岑春煊的反应，他们首先需要策动和联络这几位著名且最有力量的督抚共同赞成立宪。而罗振玉（字叔蕴）于1903年被岑春煊聘任为教育顾问，杨士琦（字杏城）乃袁世凯的重要亲信。

信件中的“松禅老人”是指两代帝师也是张謇的恩师翁同龢，自戊戌年遭贬后一直蛰伏在家，他将于几个月后逝世。虽然当时的康梁一直将这位两代帝师塑造为热情支持他们的中坚人物，但事实上翁同龢更喜爱张謇。他们这一批人尽管赞同维新，却都反对乃至鄙夷康梁的激进方式。现在连这样一位老人都极力赞成立宪，以为非如此不可救亡，可见当时立宪舆论之易入人心，牢不可拔。

“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此句最关键，但也略显突兀。何谓“原动力”？这无法从信函本身的上下文中看出，但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他们的目的，所谓“原动力”应该是指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其实，早在癸卯年，张謇集中考察了日本的实业和教育等各项事业，在年末的最后一天，他比较中日异同，忽然大发感慨说：“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可见此时他已立志要“举以为圣主告也”。甲辰年头几个月，正当他们联络和策动各省督抚的时候，张謇忽见《中外日报》于四月八日披露南京有人在讨论宪法，不禁大惊，次日即“通意于各报馆，使无徒为败事之言”。这就是因为他们目前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服慈禧太后，通过朝廷而使得立宪成为一项国策，所以才会担心报刊对他们行动的披露反而坏事。这也是以张謇为代表的这批地方实力派人物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那批海外知识分子的差异所在：尽管两者都利用报刊舆论也都重视交结权贵，两方面的人物常常还存在交叉、联合和并肩作战的可能，但梁启超每每侧重于通过报纸杂志向全国国民进行舆论诉求，而张謇更倾向于着力策动掌控权力的统治者。(www.xing528.com)

但问题是，“有何妙策”呢？

从多年以后的回忆来看，甲辰六月，“刻《日本宪法》成，以十二册由赵竹君（凤昌）寄赵小山（庆宽）径达内廷”，据说收效似乎甚好。可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通过一个宫廷画师赵庆宽来“径达内廷”，这是毫无把握的事情。而当时张之洞的表现越发消极，袁世凯意存观望，甚至后来听说“宪说为公路所阻”，以致张謇怨气冲天：“目下止盼此一路。满眼行尸枯骨，尚得为国乎？可痛！可痛！”恰在这个时候，铁良南下来了。

十月十五日，张謇在南京第一次见到铁良，“闻其言论甚明爽，不减陶斋，而凝重过之”。陶斋指端方，是清末满人大臣中很有名的一个。他与江浙缙绅相处甚好，据传其为了讨好和交结张謇可说是不遗余力，以致“謇尝营一大宅，所费不过四五万金，端方辄予十二万金购归公家，此笼络之术也”。端方也是较早支持立宪运动的督抚之一，1905年作为东西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中的一个，在后来的立宪运动中起的作用不小。张謇初见铁良的印象就好于端方，可知铁良确有过人之处（我们若是了解辛亥革命以后，张謇初见许多革命派闻人之后的第一印象，就知道他对人的推重非一般可得）。

这导致张謇才过了两天，就将《日本宪法义解》的印本送给铁良。到了二十四日这天，他又特地登门拜访铁良，专门与其讨论宪法问题。两人因此结交，1905年至1906年之间的联络相对频繁。虽然《张謇全集》中仅收录了1906年他写给铁良的两封函件，但他的日记中于乙巳年正月二十六日条明确记有“致书铁侍郎，言李镇之贤”，这是要为因铁良参劾而被革职的一位武官求情，从后来他写给铁良的信件中，又可知他的求情还是起了作用的。这同时也说明，两人之间这两年间的信函往还，肯定不止于现在《张謇全集》所收录者（因为《全集》仅从《九录》中收集了两封而已）。因此，信函中能反映出来的信息反而相对较少，倒是在日记中，于乙巳年十一月月末条下，特别列出一段“立宪近况记略”：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持两可，会八月廿六日车站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五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复延宕至三月之久。徐入政府，袁所荐也，闻于此事不甚附袁。

这段扼要且重要的“记略”乃写于五大臣已出使之后，这是表明五大臣政治考察的渊源脉络。它以其切近证明了后来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其实是带有某种误导性的，这个说法乃出自赵凤昌，入民国以后，他留下了不少《惜阴堂笔记》，其中记录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件，就说这只是出于朝廷预闻在美国朴茨茅斯召开的日俄和议。自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偏好指责乃至于将根本问题归罪于清廷没有诚心立宪，因此各项历史回忆皆需审慎对待。从张謇当时的日记中可清楚看出来，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的颁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已基本接受了立宪派的论说，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机动要素就是铁良。考虑到铁良当时正是慈禧太后精心栽培的政治要角，他之入言立宪问题自然远较其他人要更有效得多。

从1906年开始，在立宪问题上有关铁良和袁世凯的各项记载忽然发生了一个颠覆格局。在此之前，从张謇的信函和日记可以清晰看到，袁世凯于立宪问题是暧昧不明的，暗中阻挠的，依违两可的，而铁良倒是表现了比较大的兴趣，在“加热原动力”（即说动慈禧太后）这个最重要的关键要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在此之后，“袁则非立宪不可”，且公开宣告“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而铁良反而变成了阻挠变法和立宪的保守派，都认为“荣、铁守旧，而铁则铮铮”，可见其阻挠还表现得似乎特别强硬。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一个颠覆格局，是因为铁良已入枢府，既管军事又管财政，构成了对袁世凯的极大掣肘乃至挑战；也就是说，“袁世凯与铁良不合，欲借是以倾政府”，袁世凯表现如此夸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借立宪运动的风头以反击铁良。而铁良也并非真的反对立宪，综合考察当时对他言行的记录亦可知，他不过是在立宪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比较多地考虑立宪的各种难处、困境以及后果，因此主张一种稳健和持重的立宪方式。这实际也就是清廷预备立宪的国策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