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固定的牌友是浦江清。 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时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1946年返回清华园后，教授们打桥牌（左起：邵循正、朱自清、吴晗、浦江清）
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该校。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吴大猷在其著《回忆》中写到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的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的“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做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都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打桥牌在学生中也盛行，有时，师生同乐。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约陈省身、许宝騄两位教授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3NT）’改打‘四红心（4H）’，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www.xing528.com)
打桥牌本是一种消遣，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就曾对牌战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住玉龙堆宿舍的大多是单身教授，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数学系教授）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年、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
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1：00，喧闹特甚。
联大外文系美籍教授温德热爱中国，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情形相当了解，似乎对教授打桥牌颇有微词。某日，吴宓去云瑞中学看望温德：“又谈国事。温德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温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虚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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