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建筑师、理论家和学者的职业生涯中,伯纳德·屈米一直致力于重新评估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领域中建筑的地位。他认为,建筑形式和在其内部发生的事件之间已经不存在固定的关联性。指导他工作的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强调建立一种积极主动的建筑体系,它通过非等级化的程序和空间设备来平衡权力。在屈米的理论中,建筑的角色不再是表达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作为一个提问的工具,以便能重新组合或修改它。
1968年五月风暴(见附录94)的经历和国际情境主义的活动对屈米的设计事务所及其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伦敦AA教学的经历影响甚大。在教学过程中,他结合电影和文学理论体系来讨论建筑问题,比如他将罗兰·巴特(Roland Gérard Barthes,见附录50)和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见附录59)这些思想家的观念扩展到建筑领域,以便能重新审视如何通过建筑的空间关系来强化文化叙事。屈米在他的调查过程中采用了爱森斯坦的图解方法,充分利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如空间、事件和运动(或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足球运动员滑冰穿过战场。”在这个简单的声明中,他强调定位的错位和某种奇异阅读的可能性。
基于这种观念,他的建筑实践便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线索一,揭示建筑的空间序列、操作程序和各项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并强化它们;线索二,通过陌生化、解构、叠加和交叉编程等方式来发明新的空间和事件之间的关联性。(www.xing528.com)
屈米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工作通过他在AA的教学工作提炼而来,完成了著作《剧本》(1977)和《曼哈顿笔记》(1981),都是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和新古典主义手法演变而来。他使用事件蒙太奇作为组织程序(空间系统、事件和运动系统以及视觉和正规技术等)的手段,挑战了当时其他建筑师的工作,这些建筑师仅把蒙太奇技术看作纯粹的形式策略。屈米的作品是对当代建筑理论发展几近停滞状况的一种回应和突破。1978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筑的乐趣》的论文,他把性行为用作建筑的特征类比。他声称,建筑的本质(architecture by nature)从根本上说是无用的,应把它与“建筑”分开。他认为,美化建筑是无用的,因为在此过程中,感官混乱和纯粹秩序相结合形成空间结构。屈米将“知识的形成”和“有关形式的知识”区分开来,并且非常敏锐地指出,建筑常常被视为后者,却常常被当作前者来对待。这篇文章可被看作是屈米后来一系列讨论建筑局限性著作的前兆。
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本意是对“国际风格”——变质了的现代主义——的反抗。而他们的琢磨重点在于建筑的“外观”,对一些古典的、现代的或商业化符号进行打散重组。最初,后现代建筑师们只是在建筑外立面上有变化,后来在造型上也有创新(别出心裁的造型或体量超大的雕塑),还引入了多种新材料(新型人造材料或传统上并不被用来建造房屋的材料)。屈米显然更进了一步,他通过对建筑叙事方式的打散重组而把现代主义最后的堡垒攻破了——形式与功能之间不再必然关联。当日常生活已进入互联网和全媒体时代,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屈米在40年前对建筑发展趋势的判断,竟然描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既可以说“屈米同时批判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说“屈米的观点其实是后现代主义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