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原本是个占星术概念，指古人在认识天空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星象。从古代起，人们就开始将天球划分为许多区域，把每一个区域中由最亮的恒星坐落分布所呈现的一个构型称为一个星座，再把各个星座分别用动物名称、古代巴比伦或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名称来命名，如由七颗亮星构成的勺子形状的星座，就被称为“大熊座”（中国人叫“北斗七星”）。人们再根据这种视觉体验绘制出微缩的图像，以此来形象、对应地表现恒星分布的格局。
本雅明第一个把这个概念作为哲学术语使用，借此来追求他一生的哲学理想，即对事物的本质构造做模仿、形象、客观、总体的再现。他在写于1932年的一篇短文《论占星术》（On Astrology）中开宗明义，说他想取得一种占星术的认知视角，因为这种视角“可将魔法影响和辐射能量的教义排除在外”，本雅明所指的有“魔法影响和辐射能量的教义”包括所有“移情”、“同一性”甚或康德的“先验论”的理论，在他看来，上述这些认识和再现事物的模式都是以主体为圆心，去影响或辐射，并最终归化客体，在他看来，如此所获得的知识更是对主体性的反映，或主体对对象的占有，而不是对真理的再现。
本雅明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由主体去构造知识体系，而是再现真理，这是他在他的认识论（即他写于1929年的《德国悲苦剧起源》的“认知—批判序言”）的第一句就明确提出的目标：“哲学著作的特征就在于，它必须不断面对再现的问题。”那么认知主体如何才能再现真理？本雅明认为，其前提条件在于，主体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让客体来印刻，然后将印刻进来的东西再现出来，而不是从客体上收获自己的情感或任何先在模式的投射物。那么对于一个能动的主体来说，他如何能达到这种“被动性”？本雅明在两者之间所看到的中介是“模仿”。
本雅明认为，模仿与移情正相反，后者认识的起点是主体的情感，前者的起点则是在再现和被再现的客体之间找到“近似性”或“相像性”，并继而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本雅明称这种模式为模仿性再现，并将之定性为“科学人文主义”。（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本雅明认为这种“科学人文主义”的起源在星象学中，具体则体现在对星座的分析和再现中，因为在本雅明看来，星座是一个“本原总体，而占星术的解释只是给予了分析而已。天体的全景展现了具有特征的统一性，而每个个体星宿的特征（更应该说是本质）都是根据其在星座中的功能而被认识的”。
由此，对星座的再现，或构造星座的方法，在本雅明的认识论中被演绎为一个哲学方法论，概括了对事物进行客观反映、辩证分析、具体再现的过程。所谓客观反映，这指的是，这种方法并不是主观建构一个体系，而是对一个先于认识而存在的客体的反映。所谓辩证分析，则指的是，这种反映并不是机械再现客体的所谓“实际”状态或表象，而是再现其“本原总体”（originary totality），在此“本原”是本雅明对本质的命名，在《德国悲苦剧起源》的“认知—批判序言”中，“本原”被定义为“那决定着生成变化的在或是”，它“是生成变化之旋流中的旋涡，在它的涡流中，它卷进了生成过程中的所有材料”（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所以“本原”是使事物构型的内在逻辑，由此，也可以说，这种“本原”就是一个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星座方法所再现的正是事物的这种内在格局或总体势态，而不是事物的任意聚合。星座的方法在分析事物时，不会被个别现象的表象所蒙蔽，而总能在总体中定位个别，根据其在总体中的功能而抓住其本质，正如卢卡奇能够按照历史的总体趋势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现象一样。(www.xing528.com)
正是从上述客观辩证的层面上，本雅明认为星座的方法是对事物本质的形象对应，这指的是，一个哲学星座不是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建构出来的一个知识体系，而是一个“马赛克”式的聚合，单个的碎片只是这个整体中的要素，全部碎片的聚合才显现出完整而有意义的图景，正对应于事物的总体存在状态。
那么对于必须借助语言来再现的哲学，它如何达到这种形象对应性？在此本雅明引进另一个概念，即理念（idea）。这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而是由事物的本质成分所构成的星座，具体来说，就是在认识事物时，不是用先在的抽象概念去指认具体的事物，也不是不加甄别、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加以描绘，而是从总体的视角洞察事物，并将其成分分解出来，重新聚合到一个具有哲学特征的格局（星座）中，这个格局就是一个理念。在理念中，事物既被拆解又得到了救赎，因为这个理念或哲学星座具有一种双重功能，它的重构内含解体的逻辑，即它首先消解了事物在特定意识形态中被物化而成的“第二自然”的自在性和既定性，使其成分被重新定位在一个新的构型中，成为一个总体中的分布点，并由此获得超越其表象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本雅明所理解的本原总体的意义，而在本雅明救赎哲学中，这个总体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弥赛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理念是对事物这一内在逻辑的表征，正如星座是对星星的内在布局的表征一样，都不是空洞、笼统的描述，而是描述以主体从总体视角所“洞察”到的一种内在格局，从这种意义上，本雅明说：“理念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星座与星星的关系。”
如何获得这样一个理念或哲学星座？无疑必须借助概念，因为现象并不能以其原始的经验形式直接成为或完整地进入理念，必须先去掉其虚假的表象外壳，以被拯救出来的基本成分进入理念。一旦事物如此被分解以后，它们就被祛除了虚假的表面统一性，而加入了真正的历史总体性中。那么概念在帮助建构理念和从传统哲学意义上获取知识时所起的作用又有何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在后者，“概念的分解”是一种“毁灭性的诡辩术”，而在前者概念则仅仅是被派入现象中的“密探”，或“使者”，只起中介作用，即从现象中收集理念的构成要素，以备组成新的聚合，形成一个理念。
如此形成的理念，它与现象的关系不是临近性的，即理念并不像属对种一样包括现象，而是对应于现象的本质，正如星座相对于星星的内在布局。正如星座是对散乱的星星的构型，这个哲学星座则是对现象世界现有秩序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星座又构成了现象世界一种尚未实现的、即得到救赎以后的形象，因此哲学星座在对应事物内在发展逻辑的同时，也显现了这个发展逻辑必然导向的完全不同于实证的现实的世界的景观，从这种超越表象世界的视角，哲学星座不仅揭露了现实被歪曲的本质，因此意味着改变现实的迫切性，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先导的作用，预示了一个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到来，这个新世界在本雅明这个“马克思主义拉比”（Marxist rabbi）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历史终结、人类彻底解放的弥赛亚时代。所以，本雅明称这种哲学理念或星座“是一种永恒的星座，被拆解出来的要素就是这个星座上的点，借此在被分解的同时也得到了救赎”。这表明，这种救赎以拆解为前期操作，即它首先是一种激进的批判和解构，以此来开辟走向救赎之路，因此批评家沃林又把这种意义上的星座称为“否定的认识论”。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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