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仅出于智慧，也出于厚道、宽容和朴实。
第一次觉得自己“有文化”了，应该是注意到生产队的围墙上粉刷的大标语：“彻底粉碎‘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作为六七岁的孩童，其实根本不知道何谓“粉碎”和“打倒”。但从高中开始，我逐步了解到诸多开国元勋、学界泰斗、文化精英都曾被“粉碎”“打倒”“批斗”，至少也是被“审查”的对象，不禁愕然。
30年改革开放的起点，乃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没有这个文明而坚实的起点，中国社会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发展。它之所以文明，乃是没有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的愤懑，其实很容易引导成仇恨，那些刺眼的标语正好说明“阶级斗争”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袖们，坚持以组织和法律的形式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会共识，大快人心，大定人心。随后的改革开放，从最迫切的吃饭问题入手，从“包产到户”开始，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些被津津乐道的“渐进式”改革，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文明。《周易》“革”卦所讲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确令人鼓舞，但是它又强调，改革初始，要紧的是“巩固”基础；其《彖传》更是阐明“革而信之，文明以说（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改革往往引起很多的争议，从而导致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产生悔意。只有获得民众的信任，以文明的方式使大家愉悦，以盛大通顺的成果来守持正道，推行变革而恰如其分，悔恨才能消亡。“革”卦还说“革言三就”。唐代易学家崔憬解释说，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以后，没有马上推行周的新政，而是恢复商代行之有效的政策，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整修比干的坟墓，向商容的故里致敬，把纣王囤积在鹿台等地的钱粮分发给各地。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改革绝不是简单地和过去决裂，也不是粗糙地标新立异或轻率贸然地“跃进”。
以文明的方式所推进的革故鼎新，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因为“左”的思潮往往以“革命”“进步”“创新”的名义要求“立竿见影”，迷信“一抓就灵”，并且容不得不同意见，更遑论批评和监督。
30年的革故鼎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处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高二的时候，在收音机里，我听到每日连播的《河殇》，大意是说传统的黄色的大陆文明如何积弊太深，需要现代的蓝色的海洋文明来洗刷。随后，长城代表了防御、保守，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炫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而只用来制作焰火等等。概言之都是批评我们的祖先封闭、守旧，没有进取意识，与时俱进。可是如果我们从文明的创造、提升、守护和传播的角度去认识祖先的苦心孤诣，大概要为这样的批评而忐忑。2007年7月，我在波士顿查尔斯河岸观看美国国庆的焰火表演，在现场的男女老幼，无论肤色语言，面对绚烂的烟花，都赞叹不已，齐声尖叫，我想那也是对文明的由衷敬意。(www.xing528.com)
还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我和室友在教室观看电视直播，当国旗在香港上空升起的时候，在场的大部分同学都禁不住起立鼓掌，真正体会了何谓“心潮澎湃”。以文明的形式洗刷历史的耻辱，也是这30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一国两制”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文明。如今，游客在港澳乃至世界各地的“不文明”行为遭到普遍批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这30年中，对于基本路线的深意理解不够，不知道“文明”为何物。
改革开放的成果，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我们固然要告别“一穷二白”，但是并非追求物质充塞，更非物欲横流，而是要达到“两个文明”。在精神的层面，我们反对食古不化，亦反对崇洋媚外，而要追求“精神文明”。最近几年，我们又提出建设“政治文明”，其重要意义似乎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就意味着权诈或富贵，文明执政、文明执法被一些官员当成了耳边风。
30年的革故鼎新，当然时有惊涛骇浪。更记得1999年5月初，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UFO（Ugly、Foolish、Old的缩写，常被用来嘲笑男性研究生）的阶段，有些麻木不仁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出离愤怒，写了很多对联和标语，半夜去抗议，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呼喊着口号，一只鞋子被挤掉了都不知道，最后光着一只脚回到宿舍，依旧愤愤不平。众所周知，我们的愤怒令全球震撼，但并没有背离文明的轨道，这也是应该自豪的行为。
值得珍惜的文明，不仅出于智慧，也出于厚道、宽容和朴实。《邓小平文选》之中，那些一语中的、振聋发聩的谈话没有浮夸和虚饰。要实现基本路线所勾画的几个文明，依旧任重道远。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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