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技术社区对张江IC产业的推动作用及启示

宁越敏（2002）以硅谷、新竹、新加坡等著名高科技园区为例，探讨了高科技园区营运和发展的特点，包括管理模式、土地开发机制、招商机制、发展路径、产业群的特点以及高科技园区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谢兵、毛小岗（2003）归纳了高新区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分析了该模式的优点及缺陷，并着重比较了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园区和大陆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差异，对如何完善该管理模式提出了建议。李文清和贾岷江（2006）根据波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来源和政府管理四个方面对中关村、新竹和硅谷产业集群进行了比较，认为高技术人才、风险资金、国内外大市场、政府的扶持和管理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张晓辉（2007）也对张江、硅谷、新竹高新区进行了对比。朱邦耀等（2008）则分析了台湾新竹工业园的技术创新措施并结合重庆高新区发展现状，论述了提高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能力的建议。赵建吉、曾刚（2010）则在介绍台湾技术社区形成的基础上，认为其在新竹IC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IC产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传递技术和信息、推动产业分工协作、改善海峡两岸产业联系等，技术社区对张江IC产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还认为新竹在利用技术社区资源推动IC产业发展方面有一些启示，可为上海张江构建“张江—新竹—硅谷”之间技术和商业联系，加快IC产业的升级和创新提供借鉴。李振国（2010）则对硅谷、新竹科学工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园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探究其演化差异性的原因。高雪莲（2010）则对集群的属性问题进行了再探讨；以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分析基础，从“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和“生产要素状况”四个方面探讨了上海张江和台湾新竹两个高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除了“生产要素状况”以外，新竹园区在其余三个方面的创新能力均优于张江园区，从而指出，张江园区应加强创新的区域软环境建设和官、产、学、研合作，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并积极探索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的新模式。丁明磊等（2011）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和分析框架，通过对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与内湖科技园区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探讨两类科技园区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其认为创新网络的本地化过程以及开放型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是科技园区发展的关键，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调整园区发展定位；提出科技园区的管理需要站在经济一体化区域发展角度规划和布局科技园区、为园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重视民生因素等措施建议。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高新区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实证分析。刘美芳、王晶莹（2012）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十大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活动要素为研究对象，结合行业的特点，提出了相应投入产出指标，以2006—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得到基于DEA模型的动态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考察了十大产业技术效率的增长来源与差异，并利用托比特（Tobit）分析计量方法考察了企业数目、产业资本、产业绩效、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等对各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立足管理改善是提升高技术产业整体运行效率的着眼点，另外提升各行业效率应有所侧重。李利华、卢长利（2013）主要运用对比分析法，利用中关村和东湖国家创新示范区2004—2010年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数据分析了两地总体研发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东湖的研发投入不断升高而中关村的研发投入逐步降低，但中关村的研发效率明显高于东湖。研究认为，东湖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研发资金的大量占用，从而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研发资金投入应用灵活的中关村拉开了差距；东湖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也是其研发效率落后于中关村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然而，由于数据以及方法所限，鲜有文献专门就两岸高新区的效率进行相关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大陆高新区的发展模式与台湾地区的高新区具有相似之处，就两岸高新区效率进行对比可以对处于不同制度背景与文化环境的高新区资源配置能力与差异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对两岸高新区的研究予以补充，为今后高新区效率增长因素的相关比较分析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