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庄子》相同，《论语》中蘧伯玉也出现两次，而且在内容上恰好可与《庄子》中的两次出场一一呼应。除了上一节所论《卫灵公》“卷而怀之”外，《论语·宪问》还记载另一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则中蘧伯玉“常自修省，欲寡少其过，而未能无过也”（《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邢昺疏）的形象，经由使者之口传至孔子，并得到其交口称赞。众所周知，儒家讲究“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而“改过”也是孔子反复申言的：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
关于蘧伯玉“欲寡其过”之操，《韩诗外传》又载：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韩诗外传》卷二）
下面来看《庄子》中蘧伯玉的另一处出场。《杂篇·则阳》载：(www.xing528.com)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
《淮南子·原道训》也引申此说：
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
蘧伯玉“六十而化”，站在当下不断否定过往，如站在未来则会不断否定当下。这显然也是本于真实的蘧伯玉本人“欲寡其过”的操行而立论。那么“六十而化”与“欲寡其过”二者之间又有何差异呢？这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应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蘧伯玉“欲寡其过”，是一个改过从善的过程。孔子所谓“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这个过程具有浓郁的道德色彩。蘧伯玉对此孜孜不倦，过则勿惮改，所以才能为孔子所敬佩，进入“严事”的君子之列。但《则阳》所述的“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则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过往的过程。过往之思、之行、之事，无论正确与否，都可能成为否定的对象。而这种是非否定，也并是此非彼，而只是一种对过往的遗忘与消解。在庄子心目中，儒家的所谓善恶、是非，都只是人们出于自身立场而设立的偏狭观念。他追求的是所谓“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齐物论》篇着重阐释了这一观点。因此《则阳》中蘧伯玉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本身不含有是非色彩。“是非”本身即不断作为否定对象在不断变化，更无所谓善恶可言。正如成玄英解释说“初履之年，谓之为是，年既终谢，谓之为非，一岁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时之是，终诎为非也”（《庄子集释》卷八下）。这样庄子实际上也就把蘧伯玉“欲寡其过”的儒家气息消解了，并代之以浓厚的庄学意味，达到“乘物以游心”之境。郭象解释“六十而化”，云“亦能顺世而不系于彼我故也”（《庄子集释》卷八下），这种“顺世”“不系彼我”，正是庄子所追求的“无待”思想的体现。
由上述可知，“欲寡其过”与“六十而非”之间在思想上可谓风格迥异。二者间的这种差别，可由《朱子语类》里两段对话得到进一步说明：
问：“庄子说：‘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谓旧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说得不切实。伯玉却是个向里做工夫人，庄子之说，自有过当处。”〔广〕
李公晦问“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无固滞。”〔盖卿〕（《朱子语类》卷四四）
朱子以“消忘”“消融”“无固滞”解“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颇能窥得其间的庄学意味。而又说“此句说得不切实”云云，虽然站在儒家立场批评庄子，但也已探及这个问题上孔、庄之别。所谓“向里做工夫”，正是儒家眼中“欲寡其过”的蘧伯玉。而所谓庄子的“过当处”，也正是庄子的发挥之处和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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