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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林剑鸣先生,秦史学术成就与纪念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黄留珠光阴似箭,转瞬间林剑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然而,林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时时总在眼前。林先生的学问以其成名作《秦史稿》为代表。不仅如此,林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很快便写出了雅俗共赏的《吕》书。林先生是北京人,而他逝世也在北京,所以林先生属于正宗的北京学者。用对林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来纪念他的逝世,无疑是对先生最好的一种纪念。

深切怀念林剑鸣先生,秦史学术成就与纪念

黄留珠

光阴似箭,转瞬间林剑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然而,林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时时总在眼前。尤其是他潜心学问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为鼓舞我们前进、探索学术的强大动力。

我闻知林先生的大名比较早,但直接与先生的交往却是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读研以后的事。当时,林先生作为陈直教授的助手,负责我们几位“摹庐弟子”的日常管理,担任副导师。先生身材魁梧,举止儒雅,风度翩翩,给我们留下了绝佳的印象。而更令我辈深感钦佩的是,他超乎寻常的眼光和非同一般的毅力。在众人都疯狂“大闹革命”的时候,他却不为世俗所囿,静下心来完成了一部30余万言的《秦史稿》和另一部10多万言的《秦国发展史》。当粉碎“四人帮”之初,全国学界几近一片空白的时候,林先生的两部书同时在上海人民和陕西人民两家出版社付梓面世,其所掀起的冲击波之巨大,不言而喻。先生如此绝伦的作为,犹如一部生动的教材,激励我们,鼓舞我们,而我们也为能有这样一位出色的老师引以为自豪。

1995年初夏,《光明日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精神研讨会”,我和林先生均受邀参加。这时林先生调离西北大学已有6年之久,其间我们虽曾晤面一次,但匆匆而过留下太多遗憾。此次有机会再次相见,自然使我感到格外高兴。记得见面那天林先生身着淡粉色的短袖T恤衫,精神、气色几乎与当年没有变化。礼敬问候之后,我呈上近年出版的《历史企业家对话》一书请求指教。先生边翻书边对我说:“难得你一直甘坐冷板凳,并做出如此突破性的成绩。”接着又着实勉励了我一番。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面竟成为与先生的永别。此后两年,当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感慨唏嘘之余,至今我仍不解,为何像林先生这样处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杰出学者60岁刚出头便驾鹤西去了呢?这的确堪称一个历史之谜啊!

林先生的学问以其成名作《秦史稿》为代表。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秦史的著作,意义重大。后来先生又推出的两卷本《秦汉史》,则是《秦史稿》的延伸和扩展,体现了其治学的特点与风格。对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用不着我再啰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还有一些著述同样闪烁着他的重要学术思想光辉,而这些迄今似乎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吕不韦传》(以下简称《吕》)便是相当典型的实例。(www.xing528.com)

据《吕》书的“自序”“后记”可知,该著的撰写有两方面的动因:一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经商大潮”在中国“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形势,作者试图通过吕不韦这一历史人物来说明中国古代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功利观念”“少商人”;相反,倒是如陈寅恪所言,中国出现了不少“世界之富商”;进而“面对商海大潮带来的迷茫”,“不妨打开我们自己的记忆大门,翻翻祖先的经历,从历史上吸取一点有益的经验”。二是针对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传记的撰写存在的“缺少文采”和“失真”的“缺陷”,以及史学著作赔本出版且“读者寥寥”的现象,作者发下宏愿,“写一本令人读得下去、不致使出版社赔钱的历史书”,以此为样板来推动史著写作的改革。于是选取了经历曲折、神秘并对今人多有启迪的吕不韦为对象,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20万字的著作。

细绎上述动因,其第一点,应该说仍属“以史为鉴”的范围,只不过林先生所选取的借鉴对象更具典型性和更生动更感人。倒是第二点,意义不寻常。这里,林先生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当时史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史学研究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对此,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史学工作者都深感压力巨大,而大家上下求索却又难得其解。这时候,林先生振臂一呼,明确表示要“写一本令人读得下去、不致使出版社赔钱的历史书”,可谓振聋发聩,为人们指出了一个方向。不仅如此,林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很快便写出了雅俗共赏的《吕》书。大家知道,这样的“历史书”,被人们定位为通俗史学读物,亦被越来越多的史家所看好,以致形成滚滚洪流,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学术下移民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此过程中,林先生既是通俗史学的早期积极倡导者,也是通俗史学的早期积极践行者;他再一次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应该说,林先生的这一先知先觉与其当年写《秦史稿》的先知先觉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他的智慧和过人之处。

林先生是北京人,而他逝世也在北京,所以林先生属于正宗的北京学者。不过在我的眼里,林先生似乎更应是一位道地的长安学者,或者曰陕派学者——确切地说则是西大学者。这不仅是因为先生毕生一半以上的时间学习、工作于古城西安,而且更由于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亦完成于兹的缘故。近年来已故的西大学者颇受学界青睐,不仅著名报刊常有评介文章发表,而且不少研究生也都以他们为研究对象写出学位论文,有的甚至还出版了专著。这种现象启示我们,陕西学人特别是西大学人应该更加重视对西大学者的研究。像林先生这样西大学者的佼佼者,理应进入当代学术史研究者的视野,需要给予深入研究。用对林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来纪念他的逝世,无疑是对先生最好的一种纪念。我热切期盼有更多的西大青年学子,参加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7年1月会议发言,7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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