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民
林剑鸣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但是我还是不习惯这么称呼,觉得有点儿生分。我们以前当面或者背后都称林老师,现在熟人之间仍然是这样。其实我不是林老师的研究生,也没有想混进门生行列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样亲切。因为林老师对学生格外亲切、平易,称先生倒是对林老师尊重的分量加重了,但总觉得增加了一些距离感。毕竟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推崇民国范儿,就是在高校,称先生的也不太多。怀念林老师,首先想到一次送别,还是永别。
记得大概是1988年的秋天,我到北京查资料。林老师那时已经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王子今兄约我一起去拜访。子今兄是林老师的入室弟子,跟着他一起去,只带着耳朵就好了,没有负担。因为我一向没有多少自信,害怕单独面见学界前辈,所以欣欣然与子今兄同去。都谈了些什么,早已忘却。就记得林老师那么大学者,住一间筒子楼宿舍,一张单人床。林老师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子今老兄和我就坐床上,交谈有一两个小时,其余再无印象。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后连锁反应而来的送别。
那天和子今老兄一起离开林老师的宿舍,回到住处以后发现,我随身带的一个包遗落在林老师那里了。其实那个包搁现在也就算了,就是那种黑色人造革的手提包,里面也没什么重要东西,只是因为那还在物质匮乏的80年代,任何一件物品都值得珍惜,遂于第二天自己又去了一趟林老师宿舍。去了和林老师没多聊就告辞了,林老师坚持要把我送出来,送出楼门,送出校门,还要送到公交车站。我觉得不妥,请林老师留步,可是林老师执意要送,一直送到公交车站。那天是沙尘暴的日子,大风,弥天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就是在这个不宜出门的时候,林老师坚持把我送到了公交车站。
自那以后,再没见过林老师,直到得知林老师去世的噩耗。从此,这个场景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漫天黄沙中,一位著名学者把一个接触不多的学生从宿舍里一路送到公交车站。每次脑海里浮现这个场景,我都会反省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感觉简直无法望到林老师的项背,默念“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唯求尽量做得好一点儿。
其实我很早就熟悉林老师的大名,缘于林老师的成名作《秦史稿》的出版。这部大作的出版年份是1981年,那时我在山西大学读本科,一次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宿舍的时候,突然有个同学跑进来说:“上海出了一本历史书,是林剑鸣的《秦史稿》!”这位同学是历史专业的,而我当时读的是考古专业,因此我推测在历史专业那边已经传播过了,我们这边是尾声。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成语——“奔走相告”,除此,不能有更形象的词汇了。
出版一部学术专著,而引起奔走相告的效果,像是有了特大喜讯,这也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才会出现的情景。那时有个说法叫“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界出现了新气象,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书名和作者姓名都容易记住,毕竟出的书很少很少。不过得到激动人心的消息后,手头拮据,也没有购买,当学生时候买书是要下大决心的。好在第二年就到了西北大学读研究生,见到了作者本尊,没有通过阅读领略林老师的学术魅力,而是见到了作者,先满足了追星的心理。后来终于拥有了一部自己的《秦史稿》,却是同学厉声兄赠送的。据说是西北大学外事处买了很多部《秦史稿》,准备赠送国际友人的,当然这样也宣传了本校的科研成果,展示了学校的科研实力,可是不知怎么的一个学期末的时候,突然低价处理了,许多同学都买了,我知道的晚了没赶上,厉声兄就把他买下的送给了我。此书至今仍在寒舍,时间愈久,愈觉珍贵。(www.xing528.com)
说到这部《秦史稿》,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篇小文章,那是从林老师的书里受到启发才写成的。
有一年在有名的晋国都城新田——如今的侯马市召开一个讨论晋国史的会议,我要去参加会议,必须得准备一篇会议论文。当时写了一篇《晋国与陆浑戎》,一共写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讨论陆浑戎与晋国有无联姻关系,第二部分讨论陆浑戎东迁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陆浑戎与晋国的霸业。论文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因为读了林老师的《秦史稿》,按照林老师的思路推论出来的。当然也有史料的支持,可是思路是很关键的。
以前有学者专门研究过陆浑戎东迁的问题,认为陆浑戎与晋国有联姻关系,晋惠公把陆浑戎招来,安置在周王室附近,西阻秦国东进之路,南遮楚国北上之道,思虑深远,谋划得当。如此,完全可以认为晋惠公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而不是那个因为背信弃义而当了秦穆公俘虏的窝囊废。其实,陆浑戎东迁就发生在晋惠公当俘虏以后,莫非他受了一段时间屈辱后,脑子就忽然灵光,胸中就有了韬略?我看林老师的分析,说秦穆公放还晋惠公,“秦虽与晋暂时和解,但实际并未放弃控制和操纵晋国的企图。秦放回晋惠公是有条件的:(1)以晋惠公的太子圉为人质,留在秦国;(2)割河西八城给秦。秦国得到了晋国的河西八城,其领地就扩展至黄河西岸,在地势上更易深入晋国内地。太子圉在秦为质,秦穆公为了牢固地控制他,还给他在秦娶妻。这样,在晋惠公归国当政的数年中,秦对晋的威胁更大了。”由此而言,东迁陆浑戎也完全可能是秦穆公释放晋惠公的条件。恰好相关史料也可以支持这样的推论。《左传》襄公十四年有记载,晋国和陆浑戎两家之言都说是秦国迫逐在先,晋国接纳在后,陆浑戎一方还特别提到秦人“贪于土地”,可见东迁陆浑戎是秦穆公霸西戎的一个步骤,因而作为释放晋惠公的条件提出,后来得以实现,都是秦穆公老谋深算的结果。当然,陆浑戎因此而成为晋国的同盟军,对秦种种不利,却是秦穆公始料未及的,那也是后话了。
另外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片段,那是林老师站在西北大学大礼堂的舞台中央,正在讲说太史公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身形魁伟,口讲手划,使得整个礼堂似乎弥漫着一种史家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流荡于数千年之间,经林老师阐发出来,于20世纪之末重新激昂在古都长安的精神世界里。那是林老师面对全校的公开讲座,我是半路进去站在最后听了一段,一直铭记到现在。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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