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热爱学生，注重从创造性思维和方法论上启发学生，在对研究生的指导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常常以陈直先生为例，引导我们如何培养个人的学术兴趣，立志高远，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鼓励我们及早进行学术探究与写作。笔者在1986年4月9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林老师教学有方，既仪态大方，颇具知名学者风度，又平易随便，不摆专家学者架子，与林老师在一起，使人如坐春风。上星期三（4月2日）下午，林老师给全系研究生讲了研究史学的必要性和自己的辛甘体会。他认为，历史学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存在前途危机问题。他说史学界的换代感很迫切。本周一（4月7日）下午，他给我们秦汉史研究生讲了自己治秦汉史的方法和经验。一、区别论文与论著的特点，论文应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着重于论；书则应体系完整，观点一致，论述得当，着重于叙，应面面俱到。二、各人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讲究方法，从现在起注重积累，论文题目来自材料，最忌边写论文边搜集材料。积累靠平时。他说，我的积累办法是备许多牛皮纸袋，分门别类，装有关专题资料，不单打一地积累，而是同时并举。比如，看两汉经济史料，偶遇婚姻资料，就不放过，摘出装入纸袋，备以后用。他写《秦汉史》百万字著作，同时出了《简牍概论》（注：应为《简牍概述》）十数万字小书。林老师写作特点是善于综合，吸收他人成果，思路宽，文思敏捷，文笔流畅，出手很快。林老师还介绍了即将付梓的《秦汉史》书稿内容一部分，秦汉时期阶级结构的变化——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的消长。听林老师的课，受益匪浅。”
林先生心胸宽广，虚怀若谷，礼贤下士，颇有孔子遗风。例如，先生给我们上《简牍学》课一般采取的是讨论式教学方法，有一次讲到《居延汉简甲乙编》编号为一〇·一六的简文“宣伏地再拜请”性质（见林剑鸣《简牍概述》第147—148页），教材上说明这支简为私人信札，大家经过讨论，认为是一封“曹宣”给上级或平级官吏朋友同事的信件，内容多涉及公事。先生认真听取了同学们的不同观点，感到有可取之处，遂大度地表示再考虑一下自己原先的看法。《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笔者以为林先生身上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仁者之风。
在1986年5月20日星期二的日记中，笔者记录如次：“八点到西大，《日书》课改在星期二早上。今天，我做总结发言，《日书》（甲种）先是按人依次句读，大家研究解释，轮到我时，甲种已读完，林老师要求对甲种《日书》的研读作个总结，看看里边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受命备稿，今天做进学习班以来的第二次中心发言。我的题目是《日书（甲种）的特点及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分三部分，一、日书的体例，二、日书的特点，三、日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讲了一个小时，因为感冒，我喉咙还发疼、干涩。讲完后，没想到大家一致肯定我总结的好，发言很成功，善于概括综合。才子胡正明认为，我最大的贡献，是指出《日书》主要供中下层人民生活使用，而不是给皇室、贵族大官僚使用。这是我准备讲稿时首先想到的问题。小胡补充了两点。张铭洽认为，我在如此短时间内能拿出这样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他也补充二点。贺润坤说，通过我这样一概括，《日书》概貌便出来了。王治（智）很赞同我提出的秦人生育观念中无儒家影响的说法。大家颇有一种一鸣惊人、豁然开朗的感觉。林剑鸣老师高兴地肯定了我的发言，认为我提出许多可做文章的题目。没有大家一个多月来的共同研读，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总结。林老师认为，在我发言的基础上，稍加扩充，即是一篇文章，抢在日本人前面。林老师说，我发言的水平已超过日本人研究《日书》的现在水平。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如此赞扬肯定，我有些诚惶诚恐。这是我学习《日书》所尝的第一次甜头。林老师给每人发了一份秦汉史学会会员登记表，我们随即成为正式会员。我感到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追求，终究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少年不知愁，青年难免狂。青年时代的日记，显然掺杂许多个人的主观臆想、自我膨胀念头。如果说当年在集体研读秦简《日书》的过程中曾获得过点滴进步与收获，这只能证明林先生对我们指导有方，栽培有果，应当归功于林老师的高瞻远瞩与悉心培养。需要一提的是，在先生的举荐下，在1986年5月20日这一天，我们正式加入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林先生主持的《日书》研读班于1986年6月结束。笔者在当年6月18日星期三日记中写道：“《日书》研读班于6月初结束。我感到颇有收获，最后由胡正明执笔写成一篇总的概论性文章，全面介绍《日书》。之前，由张铭洽总结了《日书》乙种及《日书》计时方法，铭洽为天文历法问题同市电大杨居（巨）中争得不可开交。每人分配了《日书》文章题目，我选择的题目是《日书反映的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1986年9月15日星期一日记写道：“《日书》研读班的集体作《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已付梓，清样已出，将刊在《文博》杂志上。听说林老师准备出一部几十万字的研究《日书》论文汇编。我得立刻把自己的文章写出，交给林老师。”《日书》论文集后来因故未出，但林先生指导的《日书》研读班集体成果《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论文，于《文博》1986年第5期公开发表，该文经研究生胡正明写出初稿，由笔者修改完成。(www.xing528.com)
半年多之后，为了向学校公开展示研读班的成果，在林先生策划主持下，西北大学历史系专门召开了秦简《日书》学术研讨会。笔者在1987年2月28日星期六日记中追记：“2月21日，即上周六下午，我们在系会议室举行‘云梦秦简《日书》研讨会’。彭树智、林剑鸣、黄留珠、周天游、高扬诸先生参加，研究生处长薛瑞华也应邀与会，《日书》研读班成员除杨居（巨）中、王智外，都参加。此外，刘文瑞、游钦赐及田旭东、叶荣、马林安也列席。张铭洽主持，林先生作开场讲话，之后，李晓东、我、张铭洽、贺润坤四人依次宣读论文提纲。彭、高二先生给我们的学术报告很高评价，建议尽早修改发表。周老师事后评价我的文章《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初探》结构不严谨，内容有点散，应再集中一点。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过后。我们利用稿费买了点瓜子、烟、糖招待与会者，到会有20余人。会开得很成功，它鼓舞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取心。”
林先生很注意培育我们的研究兴趣与科学素养，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积极促成我们参与学术活动。1986年11月10日至12日，笔者和卢飞鹰同学参加了在临潼区陕西省人民银行分行招待所举办的“秦俑研究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自己参加《日书》研读班的学习成果《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初探——秦简日书管窥》一文。在这次会上，新华社记者王兆麟先生提出了“秦俑学”的概念。笔者能出席这个研讨会，是得益于林先生的推荐。在研讨会召开之前的11月8日早上，笔者去西大新村林先生家拜访，请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信。林老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秦俑馆他们老‘攻击’我，我这次又没有文章，你就代表我去！”于是他把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送给他的会议请柬转交给我（见本人1986年11月18日星期二日记追记）。经林先生之荐，笔者始与秦俑博物馆结下厚缘。笔者在1986年12月8日星期一日记里追记：“12月5日晚，余与飞鹰君拜访林剑鸣师。在一年多学习中，吾等受林先生言传身教，感受颇受（深），得益匪浅，有茅塞顿开之感。林先生说：你们能培养起作（做）学问的兴趣，很不错。做学问艰苦，不如当官有名有利，但学问乃立身之本，其乐自无穷。吾国当官者众，真正做学问者寡。”先生的教导，不断激发我们在学术道路上奋力前行。
在研究生课程班学习即将结束之际，应林先生邀请，日本学者大庭脩教授来西北大学访问，我们有幸参加了与大庭脩先生的学术座谈会。我的日记记载：“（1987年）7月2日下午，我们同日本著名史学家大庭脩教授座谈，彭树智老师及秦汉史研究室全体老师等参加座谈。大庭脩（19）86年3月获得日本76届学士院奖，由天皇授予，为最高学术奖。他研究领域颇广，秦汉史、木简学、中国法制史、江户时代中日关系史、日本古代思想史等，研究方法是实证史学方法，首先充分占有所有材料，再考证辩伪，将确实可靠的材料公之于世，供别人和自己写作时引用，写成专著后，再以通俗形式向一般读者介绍。他特别尊崇陈直先生，同时，对中国不公开材料、保守材料的做法很不满意。大庭脩谈起来很大方，完全是大家气派；又很注意礼节，客气。他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解释日本历史上的‘超国家主义’内容。……”谈到当时国内史学危机话题时，“他说，日本没有中国所谓‘史学危机感’，如果认为学习历史没有意思的人，大学是不会报考历史系的。但他的历史学生95%毕业后从事与史学不相干的工作。他认为，学历史可以了解个人在现在和未来所处的位置，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予（预）测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从大庭先生这位世界著名学者身上，可以汲取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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