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甘肃省志·自然地理志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发源于青臧高原的黄河，流过的第一个内地省份，就是甘肃。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北方人类的出现，文明的萌芽，最初大都发生在黄河的各条支流流域。黄河在甘肃中部先是在兰州段由西向东，然后转向东北方向流出该区。除黄河主流外，其支流大夏河、洮河及祖历河分别由黄河南岸汇入黄河，湟水、大通河及庄浪河分别由北岸在兰州汇入黄河，这些大大小小河流的阶地皆成为黄土稳定堆积的地貌部位。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泾渭谷地，雨热同期的大陆性季风气候，配以天然肥沃的土壤构成，是发展原始农业的最理想地带。甘肃作为中国旧石器的最早发现地，中国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青铜器发现地，中国彩陶起源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省区，在全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考古学地位。探求中国文化地理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华夏文明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农业、文字和早期城址的出现地域，都必须求诸于甘肃。

（1）甘肃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省境中部的泾、渭二河上游诸河谷，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农业起源地，旧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早期）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外地质、地理与考古学者，先后在本省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河西内陆河流域，发现过较多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1920年，法国人桑志华曾在庆阳市华池县王嘴子乡银坪村的杨集沟东岸，距县城45km处之赵家岔洞沟的黄土层下砾石层中，发现用石英击成的石器两件。1933年，地质学家杨钟键曾在河西走廊黑河沿岸的广阔阶地上，发现过用石英击成的石器。1976年，在泾川县泾明乡牛角沟，首次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经鉴定可能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遗骸，时代属于旧石器晚期。上诸泾河各支流谷地黄土层下砾石层中先后发现的数百件旧石器，均可说明史前人类在陇东广泛分布。陇西区武山县鸳鸯镇西南的渭河南支榜沙河北入渭河处，1986年发现早期人类头骨化石，据C14测定距今3.8万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陇西区首次发现人的化石，可称为“武山人”，与陇东区泾川牛角沟的人类头骨化石属于同期。

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4000年），省内各民族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因而留下了一大批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发育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系统，在省境泾渭河谷、河湟谷地、洮河、西汉水二至三级阶地以及河西走廊绿洲区皆有很多发现。如距今7800年到5000多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所发现的殿堂式建筑群、烧制陶器的窑址，彩绘绚丽的陶器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表明当时的甘肃居民已创造出了使人惊叹的远古文明。1923年于临洮县马家窑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反映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甘肃地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证明以农业为主兼及畜牧、渔猎和采集的多种经营已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特色，因之被称为甘肃型仰韶文化。这些史前文化，彩绘陶器出土数量庞大、造型精美、色彩鲜艳，使甘肃赢得了“彩陶之乡”的美称。

近一个世纪的甘肃考古研究表明，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可追溯到全新世早期。如果把研究时段的上限定在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下限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甘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包括早、中、晚期）、常山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种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西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表2）。

表2　甘肃及毗邻地区考古文化年代表

关于文明开始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曾提出了许多看法，但以“三要素”类最具代表性。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其《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要素，且认为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即可判定为文明。1977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三要素。1985年，夏鼐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和城堡”三要素。次年，苏秉琦又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要素的说法。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如果以农业的起源作为文明的起点和基础，则甘肃最早的文明社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如果以中心聚落演进为初城和礼仪中心等为依据，则甘肃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进入文明社会阶段。

（2）史前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源流

甘肃仰韶早期文化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仰韶早期文化前段主要分布在泾河支流马莲河流域的合水、宁县、正宁等县，正式发掘的有宁县董庄、合水孟桥等遗址。仰韶早期文化后段普遍分布在甘肃东部和南部地区，最南端已到白龙江流域，最西端可达陇西一带。仰韶中期文化集中分布在天水、平凉、庆阳以及陇南的东半部，洮河流域也有少量发现。如洮河马家窑遗址以及临潭陈旗等地。在同一地区，中期遗址明显增多，但东部地区分布密度远大于中部地区。与早期相比，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呈西进态势，早期到达渭河上游陇西一带，中期则越过洮渭分水岭直抵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从逻辑上分析，既然仰韶文化中晚期已扩展到河湟地带，也应该有可能进入河西走廊，但目前在考古上发现的线索极其有限，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为黄河上游地区最主要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马家窑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或者是由大地湾四期遗存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东段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马家窑文化依其类型不同，分布范围略有伸缩。其中，马家窑类型的分布范围较广泛，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四周，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和河西走廊东端，南达四川岷江流域；半山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庄浪河流域，还见于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带以及宁夏南部等地。马厂类型的分布区域基本上与半山类型相同，只是在西北部延伸至玉门一带。现有考古发现表明，随着时间推移，马厂文化在不断向西发展，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与齐家文化进入河西走廊有关。

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有学者认为是地处关中的客省庄文化向西北寻求发展空间过程中形成的。现已发现遗址1100多处，其遗址分布很广。主要分布地区，东起泾河、渭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部、湟水流域及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寧夏南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部。文化区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在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20世纪80年代进行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时，曾提出齐家文化的分布西界未逾永昌。2003～2004年，在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施蓝纹的陶片，2007年在张掖西城驿遗址采集到高领蓝纹罐、绳纹罐残片，具典型的齐家文化特征，证实齐家文化已西进至黑河流域。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中西段的遗物地点，陶片数量并不多，且因与所谓的“过渡类型”并存，至今未见一处单独的齐家文化遗址，故其分布的最西界目前尚不清晰。尽管如此，齐家文化无疑展现了这一地区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和文明诞生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经济形态急剧变化的状况，并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情况。因处于东西方文化的接合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从出土的器物中可看出，陶器中的细泥红陶双大耳器受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影响较大，而夹砂圜底器又流露出游牧生活的气息，从出土铜器的造型和合金成分看，又与中亚地区有较密切的联系。随着齐家文化西进至洮河流域和湟水河谷，土著的马厂文化被挤压到更为偏远的黄河上游、河西走廊。目前，关于齐家文化的渊源，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喇家遗址、石峁遗址等的发现，无疑提升了对齐家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水平的认识。研究齐家文化迈向文明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西汉水干流及支流两岸是甘肃史前文化的又一集中分布区。它发源于秦城区齐寿乡蟠冢山（现名齐寿山，海拔高度约1940m），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天水、礼县、西和三县，最后汇入嘉陵江。西汉水上游（礼县江口乡以上）河段沿途容纳了5条常年河和1条季节河，它们既为干流提供了丰沛的水源，也成为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这里河谷阶地发育，两岸地形开阔，黄土分布广泛，因此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遍布在盐官、长道、永坪、城关、石桥等乡镇的50多个村庄，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汉水上游发现并调查了98处文化遗址，其中仰韶时代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常山文化遗址18处，寺洼文化遗址25处，周秦时代文化遗址37处等。从遗址的分布上看，98处遗址集中分布在西汉水干流和支流红河的两岸（其它支流虽也有分布，但为数不多），杨家寺、红河镇、草坝村及盐官镇境内古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商末周初，秦人举族西迁，“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以犬丘为根据地开始了在西汉水上游长达300年的崛起过程。20世纪90年代，在甘肃省礼县城东10公里大堡子山发掘出的四座规模宏大的秦公墓，初步认定是秦仲、秦庄公陵墓。秦公墓的开掘，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准确无误，也说明西汉水上游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的发祥地。

（3）人类活动范围的变迁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族群迁徙相当频繁，并呈现出不断向西、北和南部地区移动的趋势。这一趋势延续到公元前3000年以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其迁徙范围向西已经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同德盆地及河西走廊。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居住在葫芦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族群开始向西移居到河湟地区，并沿洮河谷地南下到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区。这一趋势延续到公元前3000年以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且迁徙范围不断扩展，向西北已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同德盆地及河西走廊东段。现有的考古发现证实，在河西走廊未见任何早于马家窑文化的遗址，该地区是否存在更早的人类活动，是今后需要探索的问题。

李非等（1996）根据收集的葫芦河流域考古遗址资料，以北纬最大值、东经最小值表示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北界和西界，并用北纬均值、拔河高度和海拔高度考察史前文化活动中心的空间分布，得出了十分有意义的结果。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北界在35°01′N，仰韶文化早期到达35°22′N，仰韶中期到达35°32′N，仰韶晚期（马家窑文化）到达36°31′N，常山文化下层到达36°34′N，之后齐家文化的北界退到35°33′N，寺洼和西周时期文化进一步退缩到35°23′N，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北界再退至35°14′N。在史前文化北界逐渐向北移动时，其西界也在大幅度向西移动。就各考古学文化活动中心的拔河高度而言，大地湾一期和仰韶早期文化遗迹的拔河高度相差无几，从仰韶早期开始，文化中心的拔河高度开始上升，到齐家文化时期达到顶峰，寺洼、西周时期有大幅度的下降，春秋战国时期则有所回升。例如，大地湾遗址中的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由河谷二级阶地扩展到三级阶地。三期文化遗存则从二期的河谷阶地扩展到阶地后缘乃至山地，聚落面积比二期增大一倍，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显然，文化中心的纬度移动和拔河高度移动的趋势具有成因上的一致性。

人类在一个遗址上停留时间的长短和活动规模的大小，可以反映局部环境的稳定性与资源的丰富程度。从大地湾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人类活动规模逐步加大，仰韶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时期，遗址个数和遗址面积均迅速增加，但遗址埋藏量有所减少（不排除有各种误差）。以泾河上游为例，仰韶早期文化仅在河谷地带发现30多处遗址，中期却多达100多处，一直延伸到梁峁高地以及塬面沟壑地带。特别是仰韶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的繁荣阶段，人类有比较频繁的移居，形成遗址个数较多而面积、厚度较小的状况。齐家文化以后则有大幅度的下降。值得指出的是，人类活动规模的消长和史前文化的空间分布变化十分吻合，它揭示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在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

（4）生业方式的阶段性变化

从史前到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表现出较复杂的区域特征和阶段性的变化特点。已如上述，马家窑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具有种植粟、黍一类旱地作物的传统。后来迁移至河西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先民，仍延续着种植粟、黍一类旱地作物的传统，在民乐东灰山遗址即发现有距今4500a左右的炭化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粟和黍等作物籽粒。2013年在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炭化作物有小麦、大麦等，这是河西走廊继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此类作物之后出土层位清晰、数量较大的一次。驯化地理学及植物栽培学的研究证明，小麦原产于西亚一带。小麦的发现，再次证明作为东西文化交流孔道的河西走廊地区，至少在距今4000a前，已与西方地区发生了频繁的接触。甘青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多变，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条件差异甚大，会相应地发展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特别是河西走廊土壤贫瘠、水资源相对缺乏的荒漠地带，畜牧业、狩猎经济的成分无疑更多。例如，马厂时期河西地区的主要家畜有猪、羊和牛，同时使用细石器现象比较普遍，暗示畜养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食物结构出现。

甘青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齐家文化可谓这一地区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齐家文化反映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社会状况，自此开始，甘青地区农业经济开始向畜牧经济转变或半农半牧的特点更加突出。例如距今约3900～3400a的四坝文化，豢养的家畜主要为羊和牛，与中原地区明显不同。此外，狩猎也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补充，猎取的动物主要是鹿、麝、黄羊、羚羊等。当时的彩陶中描绘有羊、犬、鹿、兔、羚羊等兽类即是明证，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家畜饲养与狩猎活动。这一变化从各个阶段生产工具的形态和种类也能看出端倪。马家窑文化到马厂文化时期，磨制石器较高，制作较精，如穿孔石刀、陶刀、石斧、石锛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工具数量较多，显示出农业经济的比重较大。从马厂文化开始，反映草原文明的细石器数量不仅增加，而且流行诸如单把深腹陶杯一类奶制品器皿，证实畜养业的成分逐步加大。反映在彩陶上，齐家文化小型带耳器大量增多，象生性纹饰也由水族纹转换为以草原、荒漠常见动物纹为主，传递出气候干旱化的信息。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四坝文化延续了马厂文化以来的生业体系，尽管在冲积洪积扇地、河流尾闾仍保留一定比例的农业，但石器做工普遍粗糙，打制手斧和盘状器占到生产工具的很大比例。继齐家文化出现在甘肃中部的寺洼、辛店文化的聚落规模很小，经济类型都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小规模的农业，陶器制作粗糙，无法与在此之前的齐家文化的数量和规模进行比较，使得齐家文化和辛店、寺洼文化之间出现了断层。沙井文化时期，农业比重进一步削弱，畜牧业强化，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和先秦时期。

总之，甘肃的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齐家文化之后，史前文化发展表现出逐渐分化、族群规模不断萎缩、各自割据一方的局面，这为日后省域多民族杂处、各种经济形态并举、文化景观具有多元性的地理格局奠定了基础。此点与中原地区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扩张融合、整合不同的群体文化、向着集中强化的演进历程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一地域性、阶段性均极其鲜明的人地关系演进历程，有学者称之为“西北模式”，从而引申出一系列值得探索的地理学、考古学理论问题。但总体上，原始农业时期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主要是适应性地利用，由于人口密度小，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