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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插图艺术史:1977年出版状况及改革进展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作家的境况来看,1977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使废除了11年之久的稿酬制度重新得到恢复”[5]。这一政策为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意味着出版的源头也开始步入常态化。插图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正是因为出版领域的改革。

新中国插图艺术史:1977年出版状况及改革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初期,社会领域还处于恢复阶段。从出版来看,1978年“3—6月为尽快扭转‘四人帮’造成的严重书荒现象,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来满足图书需求,两次组织全国十几个省、市和部分中央级出版社重印92种中外文学作品和科技书、少儿读物、工具书等共计4 700万册,用纸1.3万多吨,集中于5月1日、国庆节前后在全国大中城市同时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出版局党组在1979年3—5月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调整出版方针问题,纠正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的混乱,要求在出版方针任务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会议指出:摆在出版工作首位的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思想和理论宣传的要求,而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广泛要求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包括向有需要的部门和人员提供参考资料甚至反面资料。1980年4月中宣部转发国家出版局《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对出版方针的重大调整,贯彻了‘两为’和‘双百’方针,拓宽了出书范围,使出版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广大著译者和出版工作者都有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出版工作逐步走向复苏和繁荣。”[2]“在三中全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激励下,广大出版工作者敢于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经中央批准,很快集中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还出版了一大批广大读者急需的各种读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10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重‘书荒’,对当时全社会出现的渴求知识、学习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出版支持,整个出版事业呈现初步繁荣的景象,出版工作步入了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新的历史时期。”[3]

出版的繁荣还在于缩小出版限制,各级出版社都可以向综合性发展,释放了受压抑的积极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的出版业基本上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支撑全国出版业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十几家出版社。各省级出版社当时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出书方针,主要出版一些为本省服务的图书,不能出学术著作,不能出长篇小说。绝大多数省只有一家出版社,规模也很小。1979年12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是对调整地方出版工作方针和全国出版布局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主持会议的陈翰伯说,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出书不受‘三化’限制。……由于这个调整,促使整个出版布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地方出版社迅速发展起来,绝大多数省由一个出版社扩大到几个专业社,使全国逐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出版体系,大大促进了全国出版业的发展。地方出版社由1978年的52家发展到1997年的345家,出书品种已占全国的63%。”[4]至1989年7月,全国专业文学出版社已由1978年的9家增至37家。1977—1990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书籍4万多种。

从作家的境况来看,1977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使废除了11年之久的稿酬制度重新得到恢复”[5]。“1977年9月《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规定著作稿每千字2~7元;翻译稿每千字1~5元,但没有印数稿酬。……1980年7月1日实行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著作稿提高到3~10元,翻译稿提高到2~7元。对于有较高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著作,以及特别难译而质量优秀的译稿,还可酌予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13元和9元的限度。并且恢复了印数稿酬,按基本稿酬总额的百分比实行累进递减的办法。1984年10月19日,国务院文化部转发的文化部出版局新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著作稿稿酬提高到每千字6~20元,翻译稿提至每千字4~14元,其他稿酬均有提高,印数稿酬也相应提高。此规定从1984年12月1日实行。”[6]稿酬的恢复显示的是对经济规律的认可,是对“物质”“精神”的重新认识。这一政策为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意味着出版的源头也开始步入常态化。1979—1988年,平均每年出书种数上升39 553种。随着改革的推进,出版社从出版方针到经营管理再到出版制度进行改革[7],这从经济基础上开始了新时代的创建。插图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正是因为出版领域的改革。1988年,在出版领域进行了诸多改革措施:“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8]。就此,可以看到,此前在出版领域里的诸多变革是属于从极端状态向常态恢复,而从1988年开始,出版领域里的改革才意味着迈出新步伐。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往的稿酬制度也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88年国家出版局下发了上调稿酬的文件[9]。(www.xing528.com)

通过这些措施,出版社作为一个自主经营实体,在策划书籍时也将会更加注重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许多本来比较理想化但是要增加成本或延长出版周期的因素,就要被弱化,乃至剪除,如给予艺术家体验生活的时间等。插图这一视觉形象组成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原因,也要面对命运的转折,大量的装帧花饰也很快消失了。插图对于图书销售的作用有多大,聘请名家绘制插图,为保证插图质量而延长出版周期都是影响插图命运的因素,所以,在很短时间内插图就大量消失了。取消插图是为了缩减成本、缩短周期,后来出现的“读图时代”则是为了扩大销售,采用照片或用粗制滥造的插图以保证出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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