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转变原因

在上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李先生的人类学本体论包括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大方面，也就是“工具本体”和“情感本体”。其中，工具本体是前提，是基础，情感本体是归宿，是终点。李先生的美学思想就是旨在人类的工具本体的基础上逐步建构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工具本体”最终转化为“情本体”，完成由逻辑上升到历史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建设。然而，马克思的工具本体论只是在发生学、人类学意义上才有意义，而康德提供的仅仅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假说和概念，尚缺乏思想史方面的实证，因而寻找一种合适的文明时代的思想史和美学史来论证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便成为李先生的目的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选择了中国的思想史和美学史来进行研究。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自工业革命始，人们在享有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显赫成果的同时，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个体精神却在这个被权力、金钱和技术异化了的现实社会中逐渐走向孤独和绝望的边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和冷漠，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体都希望“回归”到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之中，当然，这种“人性”复归并不是回到动物的原始世界，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李先生认为，“在这方面，保留着氏族传统的孔子仁学，以亲子之爱为辐射轴心的伦理观念和实践理性，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历史遗产，这个遗产至今仍部分地保存在十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结合中国本身的历史及现状进行考察，在现代性还未完全确立，后现代主义却接踵而至，国人对旧有的价值体系进行怀疑、批判、否定的同时，又陷入了思想和道德危机的深渊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重建包括道、屈、禅在内的，以儒学为主的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便显得异常重要。这样，李先生选择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和美学史作为切入点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具有朴素的主体间性思想，即把包括整个自然界在内的外在客体世界当作与自身一样的有生命、有思想、有情感的另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两个主体在审美体验中浑然一体，融合无间，这也就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与共在。李先生在这里找到了灵感，一方面既是由于美学界不同派别对他的“工具本体论”以及“自然的人化”对人的实践力量的过分追捧所导致的人与世界关系的疏离和恶化的反省与思考，另一方面更直接促成他从“工具本体”和“自然的人化”转向“情感本体”和“人的自然化”。因而选择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作为研究的思想资源就不但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且也成为必然之举。(www.xing528.com)

第三，薛富兴先生认为，李先生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思想、中国美学史，不但是因为李先生之前的学术基础，更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可能是：“一个与自己所生存时代有所期许的思想家，要想让自己的思想成果获得本民族人们的认同，还是联系自己本民族文化实际的好。一个思想家，即使其异域文化学养再好，如果他一辈子只研究异域文化，只拿异域文化来支撑自己的理论创造，在其同胞的眼里，他只会做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文化怪物，绝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1]本书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才是李先生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美学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更主要的因素，薛先生的观点和看法也不无道理，它与上述两个原因共同促成李先生晚期美学思想的转向。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李先生晚期美学思想的转变除了其理论自身原因之外，也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李先生美学思想的转向所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启蒙运动终止，启蒙主义思想退潮，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各种反理性主义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李先生不赞同这种“新潮流”，主张中国在三十年内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文化上。同时，由于受到后殖民主义、新儒学思想的影响（虽然他批评新儒家，这点在下文将有所阐释），李先生提倡新保守主义，主张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