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争论的萌芽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先生早期的美学思想，那就是“实践”观点的萌芽和“自然人化”思想的提出。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为李先生实践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蔡仪先生采取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思维方式，把美看成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美感只不过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美的属性的认识或者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观点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之时，当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的美学观点究其实质是将美看作是主观意识的反映之时，当高尔泰的“主观派”美学更多的是依据人的审美经验来研究美学现象，而且在当时意识形态控制较为严重的年代，“主观派”美学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其美学思想中出彩的部分也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李先生从马克思的《手稿》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抓住了沟通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实践这一把钥匙来解答美学上的诸多问题，为困扰美学界多年的一些具体问题找到了方向。

事实上，从理论上讲，李先生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中已经蕴含了实践观点的萌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入研究，他逐渐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实践的革命性的意义。马克思最基本的理论观念是由恩格斯所概括的“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墓前演说》）——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马克思主义优越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处就在于他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李先生的“自然的人化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人与自然的双向进展学说的应用和创造，而他在中期提出的“积淀说”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历史观的必然产物。这里，“实践”范畴就是构筑李先生实践美学体系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是产生美的历史根源，是美的社会存在的基础。第二，马克思始终强调物质性生产劳动实践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关键：“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实践对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李先生中期提出人的主体性的理论根据。第三，李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持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六十年代晚期，他开始转向了用实践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解释美与美感的发生。由此可见，实践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和深化，是立足于实践分析、考察社会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为发生原则和根本原则。实践原则和人的主体性原则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观点中已经蕴含了实践范畴的萌芽这一趋向了。

其实，马克思的后继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尤其是苏联美学在引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突出了与精神对立的物质，他们在否认精神实体的同时却承认了物质实体，从而以物质第一性取代了实践的本体地位。这样，“被马克思理解为实践（社会存在）的‘存在’范畴被解释成物质实体，从而以物质本体论取代了实践本体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哲学据此建构了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并与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二元结构。”^[18]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批判了物质本体论，提出恢复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建立实践一元论。卢卡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并据此构筑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李先生实践美学体系中的实践范畴就深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他的美学体系可以看作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体系的扩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某种必然性。杨春时先生认为，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实践本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但它把实践理想化，设立了一个实践乌托邦，却是理论上的谬误。中国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虽然继承了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遗产，但也受到实践乌托邦的影响。下文将要论述他在《实践乌托邦——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这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实践乌托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美学发展的障碍，对实践乌托邦的批判有助于中国美学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19]

实践范畴在李先生的美学体系中是一个逐渐深入展开的哲学范畴，几乎贯穿了李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全过程的始末。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提出，并且作为他的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实践范畴的广义和狭义之划分，且强调实践的狭义概念之基础地位，再到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可以清楚地看出，实践范畴作为李先生美学思想之哲学基础和逻辑前提的自身演变过程。而且，实践范畴与自然的人化的命题是相生相长、共同发展的。美的根源来自于“自然的人化”，而“自然的人化”又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李先生的实践观一方面来自于马恩经典实践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在对蔡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把李先生实践范畴的提出归纳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如何找到实践这个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第二，如何在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美学”的实践观？第三，如何在对蔡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中确定自己的实践观？弄清这三个问题，李先生的实践观在这个阶段的大致情况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首先，实践范畴的提出，缘于李先生在参加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引述马克思曾经指出审美具有社会性这个问题来说明美感具有社会内容和社会性。他说：“人类灵敏的五官感觉是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实践斗争中才不断地发展、精细起来，使它们由一种生理的器官发展而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器官’。”^[20]之后，李先生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段文章，其中“人的本质力量”就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而非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这样，李先生就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指引下找到了实践这把沟通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钥匙，并且用它开启了解答美和美感诸多问题的大门。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什么呢？这就引向了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李先生是如何在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美学”这一实践观的。(www.xing528.com)

什么是实践呢？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但是深究起来颇费一番功夫的范畴。李先生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据《辞海》（1981年版）的解释，实践是“即‘社会实践’。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主要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其中，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从社会有阶级以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对其他社会活动有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进的科学和革命的理论，永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辞典的解释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实践”的。我们考察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一系列集中论述实践的著作也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主要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类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人的主体的活动，主要是物质生产，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革命的活动，它的主要结构要素是劳动过程、劳动对象和劳动结果，目的、手段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经历了主要讲斗争的实践到主要讲生产的实践的过程，李先生的实践观也有类似的过程，但他更突出实践中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这与李先生一开始就秉持的批判地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相关的，即把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哲学、革命的学说，创造性地转换为建设的哲学。李先生一开始使用“实践”这个概念时，也是将实践看成是“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如他在《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中讲“美感完全是被决定被制约于一定历史时代条件的社会生活，是这一生活的客观必然的产物”^[21]。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讲，“是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内的人类蓬蓬勃勃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22]后来，他在《〈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一文中，对“生产斗争”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有所重视。他说：“……生产斗争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人在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意志的印记。”^[23]再后来，李先生基本上不采用“生产斗争”的说法，而代之以“物质生产”的提法，并且将制造生产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他的实践论的核心，赋予其基础性的决定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美学思想。

其次，李先生的实践观也是在对蔡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的批判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蔡先生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美是客观事物显现其本质真理的典型。针对蔡先生的基本观点，李先生指出蔡先生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静观的唯物主义，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那种“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4]的和旧唯物主义如出一辙的，实质上都是忽视了实践在美的创造中的作用。“……实质上他并没有看到一切的美包括自然美都必须依赖于作为实践者的‘人’亦即社会生活实践才能存在。”^[25]此外，李先生认为朱光潜先生“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这个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着含混，混淆了社会实践活动与主观意识活动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如果朱先生把“主观”内容看作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活动”，那么得出的美是人类社会实践作用于自然客体之后产生的结果就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主观”当成是人类的社会意识和心理活动的话，美就成了人类的主观意识作用于客体之后的结果，这就落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这种结论就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李先生是强调和坚持实践的“客观性”的。他在《美学三提议》中指出，实践是人类在意识和目的指导下对外界事物的改造，它“实际地变化着外界”，“具有主观目的、意识的人类主体的实践，实际上正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26]

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的洗礼之后，朱光潜先生通过翻译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考德威尔的《论美》和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内容，逐步建立了自己新的实践论美学观点。其主要内容是，实践作为人改造世界以实现自由的活动，具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性亦即主观（主体）性。在他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这篇文章中，他是如此阐释自己的实践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现实，既要从客观方面去看，又要从主观方面去看。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所以在美学上和在一般哲学上一样，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是实践观点。”^[27]朱先生认为，实践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显示人的这一自由本质的审美和艺术活动在追求自由自觉这一方面具有同一性，因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此，艺术就是一种生产劳动。在同样一篇文章里，他指出：“对美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这句话。这正是‘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说明了劳动创造正是一种艺术创造。无论是劳动创造，还是艺术创造，基本原则都只有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28]与朱先生将艺术创作活动也作为一种生产实践不同的是，李先生虽然也提出了实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层（狭义的实践是指人类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亦即社会生产活动；广义的实践则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即从生产活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但从他的相关阐述中，他一贯强调的是实践的基础含义，即物质生产活动，并且指出，广义的实践活动（包括语言交流、科学艺术、宗教祈祷等）都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前提的，而朱先生的实践观却始终是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强调了实践中的自觉意识性和美的精神价值。因此，可以说，李先生的实践观和朱先生的实践观本质上是不同的。

综上，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先生早期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点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从而为他的中期和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点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与实践范畴同时提出并且也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另一个范畴是“自然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