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实践范畴之内涵的细化和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年初版）这本书中，确定了实践范畴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劳动，并以此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吃饭哲学”；其二，李先生将实践概念进行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践本体论”，也为其后建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实践范畴核心内容的确立，李先生先从正面陈述，再从反面论证其正面观点的合理性。虽然实践观贯穿于李先生美学思想体系的始末，但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确立大致上是发生在他的早中期美学思想中，因此本书也将其晚期美学思想中所做的关于实践概念的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工作，以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提出放在本节中一并阐述，以使得对其实践范畴的阐释更为完整。李先生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这部体现李先生早期哲学美学思想的著作中，首次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首要和基本的内容便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劳动。应该说，这就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实践美学本体论中的实践范畴的精确定义。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各种将“实践”泛化的做法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在初步确立自己的实践观的时候，朱光潜先生是他的批判对象，而在这个阶段，他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新马克思主义”（再版时改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不顾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所谈的主体、实践、批判，实际上是个人、文化、心理。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抽象地主观地去规定和要求人的个体自由和解放，强调进行所谓人的改造，用文化的批判替代物质的实践，用意识形态的所谓‘觉悟’替代现实的改造……”[2]
李先生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实践范畴“泛化”的做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是“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去谈实践，就会出现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这种理论的滥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李先生在《哲学自传》里就提到，由于中国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产生了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哲学，而且与农民意识的民粹主义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相混合，因此，已经完全离开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原意，而像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这种不注重历史发展规律，随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带来的危害，促使他更加强调制造、使用工具是物质和生产实践的基本环节。他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说：“不能把实践等同于一般性的五官感知，也不能把实践看作是无规定性的主观活动，应还它以具体的结构规定性，即历史具体的客观社会性。这才是真正的实践观点，本书所以不嫌重复再三强调使用和制造工具，原因即在此。”[3]后来，他又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文中总结道：“立足于这个基础含义的实践论是Karl Marx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内核。”[4]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在对实践的基础含义作出精确界定的基础上，李先生提出了他的“吃饭哲学”。前文在陈述他的整个美学思想的时候已经提到，他的“历史本体论”就是要尖锐地反对任何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哲学，主张回到“人活着”的物质基础，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吃饭哲学”来对抗“斗争哲学”，反对以各种道德的名义将人的生活和心理贫困化和同质化。他多次提到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对他的重要影响——“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对此有着更为详细的论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强调指出，“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优越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处，就在于他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正是因为以使用、制造工具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物质生活满足的根本前提，所以，李先生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实践论，亦即历史唯物主义。
在对实践范畴的基础含义作出精确界定，并且为其奠定理论基础之后，李先生对实践范畴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2008年出版）中的一段引文可以精辟地概括李先生关于实践范畴的内涵、广义的实践、狭义的实践各自的定义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引文如下：(www.xing528.com)
“如《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所强调，人类最根本最基础的‘实践’是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亦即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作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亦即物态化的产物或符号，如仪式、文字、艺术等等，我统称之曰‘人文’（human culture）与之相应，由此文化积淀而成心理的结构形式，我统称之曰‘人性’（human nature）。《批判》强调‘实践’概念这一基础含义，以区别于其他各派实践论，认为立足于这个基础含义的实践论是Karl Marx唯物史观的根本内核，并以为只有在这个基础含以上，才可能产生和包容其他层面的实践概念。可见，‘实践’概念至少需分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批判》曾区分practice和praxis）。狭义即指上述基础含义，广义则包容宽泛，从生产活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它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其中还可分出好几个层次。而狭义、广义之分只是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区分，在现实中，二者经常纠缠交织在一起。物质操作与符号操作、物化劳动与物态化劳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便经常难以截然二分。今日技术与科学、生产力与科技的交织，更说明着这一点。同样，‘实践’本是人类独有的超生物性的行为活动，但人作为动物族类有生物性的活动和需要，如吃饭、性交、睡觉、群体中的交往等等，因此在很大的一部分的人类实践活动中，超生物性与生物性也是经常渗透、重叠、错综、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这狭义、广义的区分，只有哲学视角的意义。《批判》之所以强调实践的基础含义（狭义），是为了强调人类主要依靠物质生产活动而维系生存，其他包括语言交流、科学艺术、宗教祈祷等等广义的实践活动，都以这个基础为前提，如此而已。”[7]
在对实践范畴的基础含义作精确界定，并对实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之后，李先生建立了他的实践美学体系的实践本体论基础。他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书中对其实践美学作了如下精辟概述：“所谓实践美学，从哲学上说，乃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亦称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部分，它以外在——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说为根本理论基础，认为美的根源、本质或前提在于外在自然（人的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的历史性的改变；美感的根源在于内在自然（人的躯体、感官、情欲和整个心理）的人化，即社会性向生理性（自然性）的渗透、交融、合一，此即积淀说。由于人的生理——心理先天（器官、躯体和大脑皮质）和后天（经验和教育和文化）有差异，而使审美和艺术千差万别，极具个性。前者（先天的差异）甚为重要，绝不亚于后者（文化）。”关于李先生“自然人化说”的深入发展（内在自然人化的提出）将在下文中具体展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李先生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构架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美学部分——实践美学的逻辑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出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大方面，从而完成主体性实践美学的整体框架。
实践美学的另一位主将人物刘纲纪先生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实践本体论。他对实践的界定是：“实践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亦即人的劳动。实践仅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而非其他。”[8]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因此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不论是属于观念领域或存在领域的东西，最终都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结果、表现。”[9]这就是刘先生的实践本体论观点。但是，刘先生认为李先生所提倡的实践本体论与他所坚持的实践本体论有较大的区别。他认为，李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李先生自己也将其实践美学看作是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美学部分），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的“‘人类学’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既可以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也可以赋予其他含义”[10]，这样，就可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因此，刘先生认为李先生的美学体系是以人类学本体论而非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而他的实践本体才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李泽厚的哲学思想虽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康德哲学的知、情、意结构，西方现代的非理性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等思想也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多源性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转换。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儒家马克思主义’。”[11]可见，刘先生认为，李先生在理论源头上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实践本体论的纯度。此外，刘先生还认为，李先生的工具本体论（在下一节将具体阐释）中以“工具”取代“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因为实践不但包括“使用和制造工具”，而且它的更重要的内容是利用工具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李先生晚期提出的“情感本体”，刘先生更认为是实践本体所不包含的。可见，刘先生以更加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坚实的理由来反驳李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并指出李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实质上是人类学本体论，它以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学说为理论的渊源。诚然，李先生确实是一个博采众长的杂家，马克思的、西方的、中国的，只要对充实他的整个美学体系有用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观点，他都如饥似渴地借鉴和吸收，这是他美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但也正是理论源头上的复杂，使其整个美学思想体系出现了很多矛盾性的问题，这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将会逐个剖析。不过说到底，他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亦称人类学本体论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还是建筑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之上的，突出人类学部分正是李先生的美学体系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历史的厚重感和对历史规律的尊重也是李先生美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最后，我们可以用李先生的一句话简要地阐明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全貌：“‘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中国传统为基地和背景，坚持在人本、历史、积极入世的基础上去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和把握现在，以此来融化康德和马克思。这就是我十年前所说的‘儒学四期’。其中所说的自由主义就主要指康德，当然也包括罗尔斯等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包容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的。”[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