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鼎盛一时，并非偶然，历史洪流冲击着唐代气数，披沙拣金，一旦水静河清，便金光闪烁，煦耀千古。中原并非一个金矿资源富足之地，尤其在唐朝，据谢弗（E．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he Tang Exotics，1963）一书内称，当时黄金主要是四川东北部龙州溪流冲积下来的“麸金”，只是薄薄的碎金片。其他地区就是云南﹑安南﹑广东﹑广西江河溪流沿岸一带，寻金者就像追寻美国当年北加州黄金矿脉山川一样，掘地或用盘子﹑木箕来淘洗金沙。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煊赫，一代人物。他著名的譬喻除了以铜镜喻人外，还有把良相魏征比作冶金巧匠，可惜魏在《西游记》内变成一个下棋打盹的臣子，救不了犯下天条被斩的龙王，此是闲话，按下不提。
《全唐书》卷七十一内载魏征觉得无功于国，遂借目疾请辞，太宗不准，他这么说：“卿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这个譬喻用得真好，皇帝把自己暗中吹嘘成宝贵的黄金，但如无良匠锻炼，最好的金皇帝也不能成器，又有何用？
柳宗元也有一篇《披沙拣金赋》，说在芸芸众生里，宝贵的人才潜伏着，就像河流中的沙石，蕴含最宝贵的黄金——“披流沙之至宝，惟良金而可求。谅禀质以相混，信韬光而莫俦。处其污而含洁，潜其刚以产柔”，金子如君子，与沙石相混，出淤泥而不染，贞洁自持，刚中有柔。
唐朝名医陈藏器《本草舍遗》认为生金未炼者如煎汁，服之可以“镇心”，也证实了唐人服食金箔的习惯。《本草舍遗》说见人取金，掘地深丈余，石下有金，小者似豆，色如桑黄，“咬时极软”，即是真金。
所以黄金与钻石，一柔一刚，均是人间至宝。柳宗元又说，黄金在“砂砾之下，自守其坚刚”，正是许多当世君子安贫乐道的写照，知道自己才质高贵，坚守刚正操守，不随沙砾逐流，贱价而沽。一直养晦韬光，等到最好时候出土，让有慧眼的人披沙拣金，锱铢尽出，再得“本良工而妙选，将永隔于下流”。
上面唐太宗与柳宗元都是借金子以喻良才，唐朝本土出金实在有限，巧匠制作的金属工艺品更是物以稀为贵，朝廷也不断颁发诏令不许商人携带出口，所以反倒是西域进口入唐的金银器居多。
吐蕃盛产黄金，是所谓黄金之国，其金属工艺在西域也是首屈一指，又与唐朝特别交好。公元640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带了一百人的出使队伍，备了五千两黄金和许多珍宝厚礼，到长安求亲。翌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二十四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还带了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种子，药材，蚕种。另外还有大批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的书籍。
除了上述五千两黄金作聘礼的那次进贡外，史书《册府元龟》及《唐会要》均记载其他吐蕃进贡金银器的事迹。658年年初，吐蕃赞普送给大唐皇帝的贡礼有“金颇罗”金器。761年，史书亦记载龟兹（Kucha，即今新疆库车）王“献银颇罗，赐帛以答之”。“颇罗”即唐诗中的“叵罗”。金叵罗，今天无人知其出处，只有粤语至今仍保留此词，意为“珍贵疼惜之物”。然据学者﹑美国唐代学会创建人艾龙（Elling O．Eide，1935—2012）在《李白论》一文内指出，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内称“叵罗”为“pala”，而波斯语的多曲形“酒杯”为“piyala”，也许是希腊语“phiale”的同源语（cognate），如此一来，“金叵罗”一词很可能来自北丝绸之路的波斯（Greco-Bactrian），而非南路的印度了。
何家村出土掐丝团花带把金杯(www.xing528.com)
今天并没有见到中国从印度及印度支那半岛进口黄金的记载，只有罗弗（Berthold Laufer）提到柬埔寨产黄金。而唐代酒器中印度风格最明显的多曲形金器为摩羯罗恶鱼“摩羯罗浅酒杯”，杯内底捶揲出凸起的摩羯戏珠纹。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有“掐丝团花带把金杯”，高5．9厘米，宽6．8厘米，所谓“掐丝团花”，就是把黄金锤扁成细丝线，绕编成空白花瓣的团花形状，加热焊在杯身，围绕形成四朵空白花瓣团花，然后再在空白花瓣上嵌镶彩色宝石及小珍珠。有学者指出此为景泰蓝技术的前身（也有点像明朝陶瓷珐华彩的做法），其实这种粘贴加工观念早见于唐代从中亚进口的玻璃器，但金银器的团花嵌镶珠宝的杯子，或甚至如唐代流行的宝相花形状的团花，却不见于粟特工艺，而是地道的中国纹饰设计。
然而“掐丝团花带把金杯”外型明显受了粟特人（Sogdian）梭形带把金银杯的影响，齐东方教授一直强调把西亚的萨珊与中亚的粟特金银器在唐代的影响分开。的确，学者们一直把古波斯这两个地域的器物风格混淆，一直到1971年苏联学者马尔萨克（B．I．Marshak，1933—2006）出版了《粟特银器》（比他更早的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俞博［Bo Gyllensvard，1916—2004］的《唐代葡萄酒杯》）一书才有较清楚的辨别。但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宝藏要到1970 年才出土，所以很可惜马尔萨克刚好错过。齐东方在其有关唐代金银器的专著中做了响应，透过器型﹑纹饰之组合关系进行更多元的分类，认为唐代金银器的西方来源可以进一步细分为（1）中亚粟特﹑（2）萨珊波斯﹑（3）罗马─拜占庭，以及（4）其他地区等几大系统。
何家村出土的三件金带把杯，还包括其他两件，即“伎乐人物八棱金带把杯”﹑“人物忍冬金带把杯”，都有极强烈的粟特八棱带把杯风格，但均是大唐本土工匠款式。伎乐人物的八棱分八面呈现乐工乐器，惜为錾刻，不够细致。
唐代敦煌从化一带是粟特人的聚居地，在长安及洛阳定居的昭武九姓粟特人亦多，外商云集的长安西市，由大唐指派为各行业外国首领的所谓行头“萨宝”，亦有粟特人担任者。
伎乐人物八棱八面
何家村出土伎乐人物八棱金带把杯
何家村出土人物忍冬金带把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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