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蒙古国时期草原社会的变革

经过从成吉思汗到蒙哥近半个世纪（1211—1259年）的对外征服和扩张，形成了一个亘古未有、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汗国，有力地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蒙古草原的面貌。

首先是大量的财富，通过劫掠，流入了原来是十分贫瘠的蒙古草原。术外尼记载：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镂；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子送至起儿漫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瓮蛮（Oman）作献纳。此外，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地，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balish）或银巴里失的生意。”[543]术外尼的叙述尽管充满夸张与阿谀的成分，但这时蒙古草原上财富的大量增加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些财富当然主要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至于一般的蒙古人，对外的侵略战争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徐霆记他在草地看到被征发往西域的蒙古军，“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544]足见在人力上消耗之沉重。不过，就物质生活而论，这些服兵役的一般蒙古人，较之往日多有改变，也是可以想见的。

另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大批汉人、回回，乃至欧洲战俘的迁入草原。我们已无法得到这些被俘迁往草地的人口的确切数字。但从某些零碎的记载，我们仍可以窥见其大概。史秉直降于蒙古军，木华黎命他“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远近闻而附者十余万家。寻迁之漠北”[545]。这一批俘户北迁后便安置在土拉河一带。在元人史籍中，记载蒙古军将俘掳人口，动辄成千累万的事例，不可枚举。按照蒙古军法，凡是军前所掳者即被勒充驱奴。最初，这些俘获来的驱奴是被驱往蒙古草原的。稍后，由于数量过多，超过了草地实际的容载能力，才开始把这些俘来的驱户寄留内地。“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546]由此可知，由俘掳而勒充奴隶的人数确相当大，也足可以让人测知，被迁至于草原的驱户必不会是少数。在蒙古西征中将大量回回人户俘掳东迁的记载，在剌失德丁书中也多次提到。如玉龙杰赤之陷，“他们（指蒙古军）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547]。窝阔台屠哥疾宁，“将工匠、手艺人遣送到东方城市里，其余的人全都一下子被杀死了”[548]。按照蒙古习俗，“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汗皇帝献，余物则敷表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549]这些被俘东来的回回驱户，必定也是在有势力的蒙古人中按份额分配。其数目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在这一大群被俘迁入蒙古草原的各族驱奴中，个别人可能因其特殊的技能和机遇而摆脱其奴隶地位，成为蒙古统治者所需要、甚至是颇倚重的通译、医生、特殊工艺师乃至军将、官员等，但大多数人则是等同于钱物的奴隶。太宗（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曾明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在当时条件下，很难认为这个法令能产生多少积极的效果。当时奴隶被广泛地使用在包括手工业、军事，乃至牧业等生产部门。彭大雅记：“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550]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悲惨的。他们“被作为奴隶来对待，并且像其他俘虏一样，被派从事各种各样危险的事情。在作战时，他们走在最前面；如果必须渡过沼泽或危险的河流，他们必须首先去试探通路。他们也被强迫去做一切必须做的工作。如果他们在任何事情上触犯了主人，或不服从一道命令，他们就像驴一样地被鞭打”。“总之，他们吃得很少，喝得很少，穿得很坏，除非他们能挣得一些东西，像金匠和其他熟练工匠那样。有些人的主人非常之坏，什么也不给他们，而且，由于必须为他们的主人做大量的工作，因此他们没有时间料理自己的事情，除非从他们应该休息或睡眠的时间里挤出一点时间来——如果他们有妻子和自己的帐幕，他们就能这样做。但是住在他们主人家里当奴隶的其他的人，就处于最悲惨的境地。我常常看到他们，夏天在极为炎热的阳光之下，穿着皮裤，身体的其余部分裸露着；在冬天，他们忍受着严寒。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极度的寒冷而冻掉了脚趾和手指。我也听说，有些人冻死了，或者他们所有的肢体都冻得残废了。”[551]1217年冬，成吉思汗出猎土拉河上，匠官史大使等恳请于侍从的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德真说：“吾侪小人，以绝食而殍者已十七八，存者亦将垂死，微公其谁救之？公即言于上，凡所获猎兽，尽以给饿者，继赐以牛羊。又弛塔拉布哈松实之禁，得采食。用是困者起，瘠者肥，免于沟壑者不知其几。”[552]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对草原的奴隶状况，可以窥见一斑。(www.xing528.com)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在蒙古国时期，草原上的奴隶制度一度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发展，以致我们有理由把这个新兴的汗国看成为蒙古奴隶主贵族的政权，尽管它维持的时间不太久，很快就被忽必烈所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的元王朝所代替。承认蒙古国时期奴隶制一度发达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就元朝时期驱奴制度的盛行，及其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作出正确的说明。

在财富掠夺与对奴隶的残酷榨取基础上，这一时期，蒙古草原上出现了超乎正常发展之外的繁荣。原来种类单调、工艺粗糙的手工业，在灭金之后，“百工之事，于是大备”。一批手工业、农业定居点和宫殿城市开始出现。鱼儿泺（今达里泊）有公主离宫，其外垣方广两里许，“中建寝殿，夹以二室，背以龟轩，旁列两庑，前峙眺楼”。宫之东“有民匠杂居，稍成聚落”。土拉河旁之毕里纥都“乃弓匠积养之地”。塔米尔河旁有忽兰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553]。镇海城“有汉民工匠”[554]。谦州“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555]上述这些小聚落的附近，以及克鲁伦河与和林川等地，都有少量的农业。城市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和林，它既是蒙古国的都城，又是草原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Saracens，意指伊斯兰教徒）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最末端）。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他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556]和林的宫殿名万安宫。鲁不鲁乞对它的陈设布置也作了很详尽的描述。这里所说的异教徒庙宇，便是佛教的兴国寺、大閤寺以及全真教的真常观等。此外，窝阔台还在去和林北七十余里处筑扫邻城迦坚茶寒殿；去和林三十余里处筑图苏城迎驾殿。诸王在他们的封地也各有兴造。“斡赤斤那颜以好兴建〔宫院〕著名，他到处兴建宫殿、城郊宫院和花园。”[557]在合撒儿的封地内，发现有一个城市和一座宫殿的遗址[558]，在斡亦剌部封地还保存有1257年所立的汉、蒙文《释迦院碑》。商业的发达程度是空前的。窝阔台以奢豪慷慨著名，“所以各国商人都争相来到他的宫廷。合罕吩咐收下他们的〔全部〕货物，不管好坏，全部如数付酬。多数情况是未看〔货物〕就给了〔报酬〕，而且他们〔商人们〕定出了重利十倍的高价，因而获利甚巨”[559]。当然，所有这些畸形的繁荣都是建立在掠夺战争的基础上的。广大亚欧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包括征服者蒙古民族在内，为此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