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中华多元文化社会研究

元代多元文化社会的言语文字二题

元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多民族接触、交融最广泛的时代，几乎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多民族杂居，制度文化相互渗透，生活习俗相互影响，言语文字相互学习，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显著时代特色。关于元代色目人、蒙古人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课题，陈垣、萧启庆等先生做过详细的论述，方龄贵先生则就元曲中使用蒙古语的情况作了开拓性研究。由于元曲是元代最发达、最接近大众因而最有社会影响的文学形式，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明，当时一些常用的蒙古语词已经较普遍地在社会生活中流行，并非只是作为戏曲中的插科打诨。

我在这方面没有作过专题的研究，只是平时读书中也颇留意有关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材料，这里挑拣出几条，粗浅地谈论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畏兀儿字蒙古文

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即位前后，明确的资料主要是《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说他仕于乃蛮太阳汗，被尊为傅，掌金印钱谷，成吉思汗攻灭太阳汗时，他怀印逃走，被俘。成吉思汗得知他所掌之印乃用于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等各种事务，以为信验，就把他留在身边，此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又知他精通本国文字，乃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一般认为这就是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之始。

关于塔塔统阿及其家族的材料，个人所知仅有这篇传记。据载，窝阔台即位后，仍命塔塔统阿“司内府玉玺金帛”，其妻为皇子哈剌察儿乳母。至大中追封雁门郡公。次子力浑迷失备宿卫；第三子速罗海承袭父职“司内府玉玺金帛”；第四子笃绵原事太宗子哈剌察儿，世祖时入朝，“命统宿卫”，死后亦封雁门郡公，其子阿必实哈官至陕西平章。我读到虞集《道园类稿》卷八《唐山诗》的长序，以为所记当即塔塔统阿家族事，兹录于下：

唐山在大都西山之麓，于香山为近，今江西佥宪完泽帖木儿泽卿先世之墓在焉。盖其五世祖达达儿国公自北庭事太祖皇帝，得宝玺而献焉。天子以为天之所命，以启我国家之瑞也，因使掌之，至于列圣相承，世守其官，常侍禁近。唐山之茔则当时所赐也。世祖皇帝建大都，近臣旧族赐第多在内城西，而佥宪家分地尤广。后渐为他氏所有，亦弗较也。以世臣备宿卫，元统中授尚冠奉御，拜西台监察御史，召拜内御史……历淮东、江东佥宪而至于江右也，前后五居宪府。

文中所记达达儿国公及其家族事，与塔塔统阿极相近，仅史载原事乃蛮太阳汗及怀印逃走被俘，此作自北庭献宝玺。而太祖得玺后即命他掌管、子孙世守其官及以世臣充宿卫等，均与本传的记载若合符契。据本传，其封爵为郡公，此作国公，亦近。

不过畏兀儿字蒙古文的创制应不是一人一时之功所能成就。乃蛮是当时蒙古高原上相对进步的突厥语部族，他们应该是直接使用了畏兀儿字（回鹘文）。只是由于缺乏文献或实物资料的确切证明，我们不知道乃蛮人使用畏兀儿字的程度有多高，范围有多宽。与乃蛮一样比较先进和强大的东邻克烈部，不管其族属是突厥或突厥化的蒙古人，应当也有一些人懂畏兀儿文字。根据《元史》卷一三四《也先不花传》载，其祖昔剌斡忽勒在兄弟四人中居三，仲兄怯烈哥，在成吉思汗“微时”就已“深自结纳”，后四兄弟一起率部归附，成吉思汗以旧好优待之，命昔剌斡忽勒为必阇赤长。按姚燧《牧庵集》卷一三《高昌忠惠王（答失蛮）神道碑》（其名作达实密，乃四库本妄改，今据《元史·也先不花传》将此碑诸名复原。答失蛮为也先不花三弟）记载，其曾祖父事克烈部王汗为百户长，有四子，长子脱不花充质子，率诸弟和部属投归成吉思汗，时间应在成吉思汗灭王汗前，而昔剌斡忽勒被命为必阇赤长则当在此后不久。昔剌斡忽勒子孛鲁欢、孙也先不花、答失蛮先后皆袭任必阇赤长，掌奏记。可见这一克烈家族应该是通晓畏兀儿文字并以此为蒙古汗庭服务的。克烈人镇海（《史集》说他是畏兀儿人）也是在成吉思汗“微时”就来“结纳”，且为“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功臣之一，他在蒙古汗庭担任的职务是掌管奏对的“丞相”（《元史》本传作中书右丞相；《史集》作wazīr-i buzurg，见第二卷《贵由汗纪》，Blochet刊本，页233）。按《黑鞑事略》的说法，镇海和耶律楚材的丞相官衔其实就是“必彻彻”（必阇赤）之长。因此，有学者曾推测《元朝秘史》的执笔者可能是镇海或怯烈哥、昔剌斡忽勒兄弟。此说虽然根据不足，但他们都通晓畏兀儿文字则是毫无疑问的，在畏兀儿字蒙古文的创制中当亦预有功焉。

畏兀儿字蒙古文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大蒙古国的官方文字来应用，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最重要的大概是两件事：其一，成吉思汗即位后大封功臣，授失吉忽秃忽之职为“普上断事官”，命将全部百姓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写在青册上”（k6k6-debter bi ik biiju debterlaju）（《元朝秘史》第203节）。《元朝秘史》既是无比珍贵的第一部蒙古史书，又具有显著的草原英雄史诗色彩，在生动记录各类人物活动的同时，年代却多有不准确或不明确处（亦邻真先生指出，此书大部分素材都是回忆口述的，记录和整理的必阇赤又不止一人，难免差错。见其所著畏兀儿字蒙古文复原本《元朝秘史》卷首《元朝秘史及其复原》），因而很难根据这一条确定1206年就能用畏兀儿字蒙古文书写《青册》或发号施令了。1221年宋人赵珙访蒙见闻录《蒙鞑备录》和同时的丘处机及其弟子的见闻录《长春真人西游记》，都说蒙古初兴时尚无文书，传令遣使“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二，制定、记录和颁布“大札萨”。札萨的颁布和编集事在蒙文、汉文和波斯文史书中都有记载。《元朝秘史》第153节记，成吉思汗在征服塔塔儿部前曾“号令诸军”（jasaqügüleldürün……ke’en jasaqlalduba，“共议法令：……么道，共号令了”）；《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和《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185，伊斯坦布尔抄本，页170）则把成吉思汗（铁木真）“宣布号令”事记载在灭王汗之后。《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儿文，并把有关的札萨和律令记在卷帙上，这些卷帙称为札萨大典”（汉译本上册，页28），但未记年代。《史集》又载，成吉思汗在出征花剌子模前（1219年）召集忽里勒台，对律令（札萨）和古来习惯（约孙）重新作了规定；西征回来（1225年），在自己的斡儿朵度夏，颁发了若干英明诏敕（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272、316，伊斯坦布尔抄本，页209、231）。即位前的“宣布号令”大概只是口头命令，1219年大会的重新制定律令当应是成文的“大札萨”了。畏兀儿字蒙古文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已到了相当成熟并能较普遍应用的程度，1225年建立的也孙哥碑就是证明。

在畏兀儿字蒙古文的发展成熟过程中，畏兀儿人无疑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早在漠北时期，他们就南与汉人、西与粟特人有密切交往，西迁后，经济（农、商占主要地位）、文化（如“通诸国语”及多种宗教并存）发生重大变化，采用粟特字母的畏兀儿文很快普及应用。先进的畏兀儿对原来曾服属他们的漠北各部自然会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同操突厥语的部落或深受突厥语影响的蒙古部落。1209年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后，更有大批畏兀儿人先后进入蒙古，成为汗庭或诸王的文史侍臣（必阇赤）和语文老师。这种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如哈剌亦哈赤北鲁、撒吉思、孟速思等等（参见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第五、六章）。朵罗术来到蒙古后，“用其国记画言语为扎书（教材），习诸部人。”忽必烈年轻时在漠北也曾从他学习，即位后，将他的儿子忙兀的斤从漠北召来，以其“能世父业，命以其书职教内诸御（宫人）”（马祖常《石田集》卷一三《忙兀的斤神道碑》），就是担任内廷的畏兀儿字教师。蒙古诸王位下和各千户都设置有畏兀儿八哈失（baq§i，“博士”=教师。见《元典章》卷三一《蒙古学校》条）。一些那颜也往往延师家教，如大将卜邻吉带聘请畏兀儿人阿里海牙教授其子忽鲁不花（忽必烈的“内省官”，应即王府必阇赤长，建立中书省后任左丞相）学习“北庭书”，即畏兀儿字（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通过几十年的推广学习和应用，必有相当多蒙古人掌握了畏兀儿字蒙古文。

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遵照忽必烈旨意创制“蒙古新字”成，诏命颁行，用于“译写一切文字”，并规定此后凡玺书颁降皆用“蒙古新字”；次年改称“蒙古国字”（或简称蒙古字）。八年，进一步规定，省、部、台、院诸印信及所发铺马札子都要用此蒙古字，其行移文字用蒙古字标写事目，凡有奏目用蒙古字书写；怯薛中的必阇赤限100天内学会蒙古字，京师设国子学蒙古字教授，选随朝百官及怯薛子弟入学；诸王位下并各千户“依在前设畏兀儿八哈赤（失）体例设立教授”（《元典章》卷三一《蒙古学校》条）。忽必烈意在用这种“国字”统一全国文字，首先是用来写蒙古语，大有取代畏兀儿字蒙古文之势，同时也用于译写汉、藏等语言文字（参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绪论）。但是，在已经惯习畏兀儿字蒙古文的蒙古人中，这种意图一开始就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忽必烈本人就没有重新学习他自己钦定的“国字”，至元十二年得报阿里海牙攻取南宋荆湖重镇江陵，他非常高兴，立即御笔亲书嘉奖令，用的是“北庭书”（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他给皇孙阿难答派的老师是畏兀儿人大乘都，阿难答和两个弟弟“三皇孙皆师事之”；又命大乘都之子大慈都入侍内廷，“以文学备顾问”，另一子大理都被派给太子真金，“以文学供养”，察必皇后还命驸马那怀和八撒大王从之学（程钜夫《秦国先墓碑》，《雪搂集》卷八）。真金元妃阔阔真则将孟速思子阿失帖木儿召入内廷，“以字学训成宗、晋王”（程钜夫《阿失帖木儿神道碑》，《雪搂集》卷七）。可见，八思巴字颁行后，内廷及诸王、驸马等皇室成员学习的仍然是畏兀儿字蒙古文。晋王甘麻剌之女宝塔实怜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忠宣王（王謜），但忠宣王专宠赵妃，公主怒，“作畏兀儿字书付随从阔阔不花、阔歹二人如元，达于皇太后”，控告此事。当时八思巴字已经颁行40多年，“然［蒙古人］往来书多用畏吾儿字”（《高丽史》卷八九《后妃·忠宣王蓟国大长公主宝塔实怜》）。这可以作为诸王府仍一直教习畏兀儿字蒙古文的证明。

元朝诸帝中，仁宗被认为是具备较好汉文化教养者之一，他喜欢写几个汉字赐给臣僚，有时任命官员也亲笔用汉文书写其官阶赐之（参考吉川幸次郎《元诸帝的汉文学》和傅海波《元朝皇帝是否识汉文》）。不过延祐五年（1318）他命翰林学士承旨阿怜帖木儿（畏兀儿人）将杨叔谦绘制的二十四幅《农桑图》上赵孟頫所配的诗“用畏吾儿文字译于上左方，以便御览”（赵孟頫《农桑图叙》，《松雪斋外集》），可见他虽然懂汉文，但自幼习学的文字还是畏兀儿字蒙古文。尽管颁行“国字”后，忽必烈下令将《通鉴节要》译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发到各地蒙古学作教材，但元朝翻译许多汉文经史典籍，多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如至元十九年四月诏“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元史·世祖本纪》）。泰定二年（1325），许师敬编类其父许衡“以修德为治之事尝进说于世祖皇帝者”为《帝训》一书，诏命译之，次年，由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和忽都鲁迷失“润译以国语”成，更名《皇图大训》，以教授太子，其所用文字无疑也是畏兀儿字蒙古文。天历二年，元文宗在艺文监“偶得此编”，以其“文字尔雅，译说详明，便于国人”，诏命刊刻（虞集《皇图大训序》，《道园类稿》卷一六；《元史》卷二九至卷三〇《泰定帝本纪》）。此外，现存的和林、全宁、云南、甘肃等地以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蒙古文碑刻、文书，都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的。足见元代蒙古人通行的文字不是八思巴字而是畏兀儿字蒙古文。正因为它早已普及应用，所以才有搠思吉斡节儿进行修订，使之更完善，并归纳整理出语法书。元廷退到漠北后，与明朝来往的文书也都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大约30年前，我在扬州清真寺见到永乐五年明成祖赐给回回首领的一道圣旨原件《谕米里哈只》，上书汉文、畏兀儿字蒙古文和波斯文，这可能说明，元时入居内地的蒙古人多数也是使用畏兀儿字蒙古文的。也许可以说，他们一般并不学八思巴字，而学畏兀儿字蒙古文（庐山一景点岩石上刻有达识帖睦迩书写的巨大八思巴字，乃汉文“龙”的译写）。

二、关于蒙古、色目人习学汉语汉文(www.xing528.com)

至元六年的颁行蒙古新字诏书中说：“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取汉楷及卫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这么说，蒙元初期除创制畏兀儿字蒙古文外，还使用过汉字来记写蒙古语。当然，蒙古汗廷中也不乏通晓汉文的人才，但除了见于汉文文献的专有名词译写外，还未见有足以证明有这种可姑且称为“汉字蒙古文”的材料。

蒙古统治者为适应治理中原汉地的需要，很重视让蒙古人或为其服务的色目人学习汉文汉语。太宗窝阔台合罕五年（1233）设立“四教读”，“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这是蒙古汗廷在中原最早设立的“国学”，圣旨中指出：“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字会也……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甚么（意为“岂不是立身大事么”）！”甚至严格规定：“若识字呵，背识背写者！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儿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宪宗蒙哥二年（1252）忽必烈奉旨分掌汉地事务，发令旨增修燕京文庙，其后又下令将文庙房舍地土交付秀才（儒人），继续教学工作，不许道士争夺（见《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197—201）。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立翰林国史院，并命恢复各路学校（王恽《秋涧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至元四年（1267）授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蒙古贵族子弟命教之；八年正式设置国子学，选随朝蒙古、色目、汉人百官及近侍子弟充生员。元代，蒙古、色目人精英学习汉文化的成就很大，有不少相当杰出的文人学士，甚至元朝皇帝和贵族、大臣中也有能书善画吟诗作赋的。前贤对此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此不赘。汉文不是拼音文字，对蒙古、色目人来说学习难度很大，一般人通汉文者不会很多。不过，懂得一些汉语词的大致意义却不太困难，历史上早就有不少汉语词传入漠北（主要是官称）。当成吉思汗授予木华黎“太师国王”称号时，窝阔台“改侍从官名”，给必阇赤长加上“中书丞相”官衔时，他们都应懂得这些称号、官衔的含义，但这还不能算懂汉语。忽必烈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二三十岁时，请了许多汉人名士到漠北王府“访问治道”，听讲儒、佛学说，当然或是通过译人传译，或是通晓蒙古语者（如赵璧）直接用蒙语解说。他和刘秉忠后来能够不用译人直接对话，当是因刘秉忠久居蒙古、随侍忽必烈多年，能说蒙古语。忽必烈对高丽忠烈王说：“朕不识字粗人，尔识字精细人”（见《高丽史》卷二八），指的当然是不识汉字。所以，《御选元诗》上的那首元世祖的《陟玩春山纪兴》肯定是伪作或汉臣代笔。《福建金石志》卷一三著录有“元世祖题字”，是“御书赐林璧卿”的，据称刻在仙游麦斜岩，不知是何文字，推想不大可能是他亲自书写的汉字。不过，在与汉人特别是士大夫们的长期接触中，忽必烈应该能听懂一些汉语，萧启庆先生曾据《元史·王伯胜传》的记载作此推断，我很赞成。据载，至元三年四月，许衡被召到上都，遂上奏《时务五事》，“每有奏对，或欲召见，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这一方面因忽必烈对许衡说的一套儒家治国之道已经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当是他能听懂一些汉语。至于后来接受汉文化教育较好的皇帝、贵族、臣僚、文人学者人等，既然会读写汉文，自然也能听、说一些汉语，但大多数水平不高（直到元末，朝廷奏对和省台院议事仍需要翻译，说明帝王和蒙古色目将相大臣听说汉语的能力很差）。元朝各级军政机关，因蒙古、色目、汉、南人官员言语难通，都设通事（口译译员）。但到元朝后期，蒙古、色目官员能听说汉语的人多了，所以许有壬在一篇《冗食妨政》的奏议（见《至正集》卷七四）中说：“通事之设，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言语不通，俾之传达，固亦切用之人。然而今日各道监司多通汉人言语，其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可屈指而知也。则是所用之时常少，而无用之时常多”，因此他建议取消通事，其职掌归并给译史（文字翻译）。这至少说明，担任各道廉访司官员的蒙古、色目人，大多数能听、说汉语。

还有一条有趣的故事。明洪武二十一年，高丽名臣李穑入朝，朱元璋“素闻穑名，引见数四，礼待甚厚。从容赐语曰：‘汝在元朝为翰林，应解汉语。’穑乃以汉语遽对曰：‘请亲朝。’帝未晓，礼部官传奏之。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帝笑曰：‘汝之汉语，正似纳哈出。’”（《高丽史》卷一一五《李穑传》）纳哈出是木华黎后裔，长期居守辽东，处在和汉人接触较少的地区，又身为蒙古贵族，这使他不太需要学会听、说汉语。他竟然也能说一些汉语（虽然说得很差），可见元朝后期有不少蒙古上层都能说汉语了。

色目人中的文人学者，不少人具有相当高汉文化水准，其听说汉语当无问题。但一般色目人肯定是大多数不懂汉文的，所以元朝把他们能看懂的波斯文作为官方文书用的一种文字。不过，和汉人杂居在各城乡的一般色目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者，在日常生活中与汉人长期共处，语言交流的需要十分迫切，不可避免地要学会听说汉语。《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乱言平民作歹》条收有至大三年（1310）尚书省的一件咨文，咨文引述刑部呈文说：

于至大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蒙都堂钧旨，分付到木八剌告指乱言文状一纸，仰本部约请尚书省断事官怀都、詹事院断事官朵儿只一同归问明白，连衔呈省。奉此，依上约请各官到部，一同归问得木八剌状招：

既是回回人氏，庄农为业，自合守分过日。却不合于至大三年三月十九日，为知官司捉获帖里等谋歹，将首告人给予官赏，及怀恨本村住坐人马三等时常指攀木八剌应当一切杂泛差役，因此将木八剌幼小听得妄传词话，自行捏作乱言事情，虚摭马三于至大元年六月二十日，有马三就于甸内锄田处对木八剌道：“（住）［往］常时汉儿皇帝手里有两个好将军来，杀底达达剩下七个，走底山洞里去了。上头吊着一个驴，下面一个鼓儿，听得扑洞洞响，吓得那人不敢出来。‘您杀了俺，几时还俺？’那将军道：‘日头月儿厮见呵，还您。’如今日头月儿厮见也，这的是还他也。”又虚捏于当月二十日，有本庄住人小甲，就于锄田处对木八剌言说：“如今真定府（皆）［背］后河元（原）曲吕来，直了也，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汉儿人一个也不杀，则（只）杀达达、回回，杀底一个没。”又妄指拦十于当年十二月内不记日上灯前后，就于伊家对木八剌说道：“簸箕星下界也，达达家则（只）有一年半也。”……木八剌又亲笔写到文字一纸，意望官司将各人拷问坐罪，木八剌请受官（员）［赏］。

又招：

既于三月十九日止曾对阿蓝沙（说）到“俺村里汉儿人谋反”语句，又不合将上项言语对阿蓝沙说，本人道：“好，咱每告去。”

下文叙述将木八剌抓获，搜出其亲笔捏合乱言文字，与一干人等对质，查得木八剌谎称村里汉人谋反，逐项虚诳不实之罪，依例断决。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和汉人杂居于一村的回回农民，应该是能听说汉语了。但亲笔所写的诬告文状，则难以断定是否会用汉字书写。

还有一个例子。据元夏庭芝《青楼集》记载：“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虽不扬，而专工花旦杂剧。余曾识之，名不虚得也。”这位回回人杂剧女演员应属社会下层，汉文化水准大概不高，但既然杂剧演唱得那么好，其能说唱汉语并以汉语与他人交流当无问题。元代入居中原、江南各地区的回回人数以百万计，其中少数涵濡汉文化甚深者，汉语汉文都不成问题，可置不论。下层士兵及经商、务工、务农的普通回回人，没有接受高级汉文化教育的条件，不易达到会读写汉文的程度，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可能限于回回社区之内，不可能只和本族人交流。实际上，他们更需要与当地的汉人打交道才能营生，何况其中还有不少与汉人通婚者，所以语言的趋同大约只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元人王礼作有一篇《义冢记》，记载至正年间的吉安路达鲁花赤（回回人），为世代寓居当地的已故回回人营建“义冢”集中安葬，以免和不同民族、宗教者的墓葬混杂。说明在此之前，该地回回人是和汉人杂居，死后也就便夹杂安葬的。作者写道：“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首丘之义乎！”（《麟原文集》卷六）既然他们因久居中原和江南，多数人都忘其乡国了，那么，除了本族名字和少数宗教词语外，母语大概是基本上不会说了。

刘迎胜教授对今天还在部分中国穆斯林民族人口中使用的所谓“小经”（或称“小儿锦”、“消经”等）文字文献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和研究，说明这种文字是中、西亚穆斯林入居中国既久，汉语成为他们日常的通用语言，而其母语则基本上不会说了（除少数宗教词语及习用语外），但又不会读写汉文，于是用他们从小为诵读经文而学习的阿拉伯—波斯字母来拼写汉语；如此创造出来的这种特殊拼音文字，最早大约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见其所作《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载《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1年）。该文对产生所谓“小经”文字的历史条件（世代寓居中国，通用汉语，但不会汉文）的判断非常合理。这种条件到元代后期大约就已经具备了，只是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出现这种文字。若仅就用阿拉伯—波斯字母拼写汉语特殊词汇（名物制度）而言，时代可以追溯到很早，例如拉施都丁《史集》等波斯文著作中就有不少汉语词。但发展成可以用来记录言语和进行写作的一种拼音文字，则还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据刘教授研究，早在永乐年间，明廷选拔兼通波斯文和汉文的回回人将颁给中亚国家的诏书译为波斯文，然而其所译诏书的波斯文已经很不规范，除夹杂许多汉语词汇外，还往往用汉语的语序，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波斯文已较生疏了。上层回回知识人士尚且如此，底层的回回平民百姓自然更早就将母语忘却了。他们如果需要记下平时交际中说的话（汉语），只好用会写的阿文字母来记录；经师讲解经文当然也只能（甚至只会）用汉语。到这时，所谓“小经”文字就自然要产生了。

（原载《中国蒙元史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