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古林清茂与元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一、元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与“仪禅人”事迹补

元代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禅宗僧人的往来实现的。元朝皇帝虽然尊崇吐蕃佛教，但同时亦并重汉地佛教的教（天台、华严、法相等宗）、律、禅“三宗”。①在江南地区，禅宗（主要为临济宗）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兴盛之势，元中期以后更为扩展。②南宋时期形成的禅宗文化特色，在元代不仅得到保持，而且有很大发展。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宋元易代之际，许多江南士人为躲避战祸，或不愿出仕新朝，而遁居山林，栖身缁流；二是因为元代江南士人仕途艰涩（科举长期停罢以及对南人的政治歧视），而僧人则可得到种种优待，吸引了大量士人及儒家子弟加入佛门。因此元代禅僧中兼通儒释百家、擅长诗文字画者比前代增加不少。此外，元代士大夫与僧人结交，请教禅理，诗文赠答更加广泛，也促进了僧人对诗文的看重。元儒戴表元谓不少僧徒“以能诗鸣于世”，黄溍谓僧人喜“游戏乎山光水影之间，以陶写其性灵者……于今为尤盛”，朱右说“予尝观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鸣者固多”，①大抵反映了元代禅林文化繁盛的面貌。

南宋中后期，来宋日僧深受发展到烂熟境界的禅宗影响，回国力倡“兴禅”，得到镰仓幕府的支持，宋名僧亦应邀赴日传道，于是日本禅宗渐盛，来宋习学者日多，入元后此风更盛。元成宗于大德三年（1299）派临济宗高僧一山一宁出使日本，因他学识渊博，被挽留，深受皇家、幕府的尊礼和僧俗大众的崇敬。他介绍了南宋时发展成熟的多方面新文化成就，在日本形成憧憬和广泛吸纳中国文化的高潮。②日僧裔翔对其师元僧竺仙梵仙说：“多见日本僧以文为本，学道次之”，点出了当时日本禅林的风气。③来元日僧络绎不绝，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入元僧一览表》，姓名可考者达220多人，为南宋时的近三倍；参谒、游历的范围也比南宋时（一般限于明州、临安）更广，“五山十刹”以及其他但凡有名德硕师驻锡的寺院，都是他们要参访的去处。④木宫此表收录相当完备，后人很难超过，故1985年出版的魏荣吉《元日关系史研究》，即全文迻录木宫此表而未加增补修订。不过，我们还可以从汉文史籍中找到一些可补其不足之处。如木宫《表》中列有“仪（禅人）”，所据仅日僧铁舟德济《阎浮集》有《送仪禅人赴大元》诗，笼统推测其赴元年代疑在正平年间（1346—1369）。今按宋濂《赠令仪藏主序》云：“范堂仪公，日本人也，俗姓藤氏。修习禅观，夙夜匪懈。至正壬寅（二十二年，1262）秋，航海自闽抵浙，参叩尊宿，咨决法要。洪武癸丑（六年，1373）冬，复来蒋山为侍者，寻迁掌藏史”；又《赠简中要师游江西序》云：“方外范堂仪公来言：‘同胞有原要字简中者，日本之人也。……年九岁，依能仁国济国师给洒扫之役，久之，国师为剃发，受具足戒。……每慕中华禅宗之盛，洪武甲寅（1374）夏，不惮鲸波之险，航海而来，憩止南京天界寺。闻江右多祖师道场，欲往礼其灵塔。闻古有赠言之礼，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废之乎？’”①据此则木宫《表》之“仪禅人”全名为令仪范堂，来元时间当在至正二十二年或其前不久，当先到福建，后访两浙，至明洪武七年尚未归国。

二、古林清茂与建康保宁禅寺的兴盛

建康（南京）保宁禅寺虽不在“五山十刹”之列，但元代之前也很有名，南岳下十一世杨歧方会禅师的法嗣仁勇曾两度住持保宁（《五灯会元》卷一九），在禅林颇有声望。《景定建康志》载：“保宁禅寺在城内饮虹桥南保宁坊内。吴大帝赤乌四年为西竺康僧会建寺，名建初。刘宋有凤翔集此山，因建凤凰台于寺侧。宋更寺名曰祇园，齐更名曰白塔，唐初复名曰建初，开元更名曰长庆，南唐更名曰奉先，国朝太平兴国中赐额曰保宁。祥符六年增建经钟楼、观音殿、罗汉堂、水陆堂、东西方丈，庄严盛丽，安众五百。又建灵光、凤凰、凌虚三亭，照映山谷。围甃砖墙五百丈，茂林修竹，松桧藂蔚。诏岁度五僧。政和七年，改神霄宫；建炎元年，复旧额。三年四月，大驾幸江宁，权以祠为行宫。闰七月如浙西，其后命即府治修为行宫，而御座犹在本寺。岁久屋弊，留守马光祖重建殿宇及方丈观音殿……作《新建凤凰台记》。”《景定志》将保宁寺沿革上溯到吴建初寺，大误。近日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著文驳正，指出吴建初寺实在淮水（今内秦淮河）北“大市”之北，与凤凰台无涉，其改名祇园、白塔之说纯属牵强附会，盖建初寺名迄唐代皆未变；祇园（祇洹）则刘宋时罽宾（今喀布尔河下游至克什米尔之古国）高僧求那跋摩驻锡处，圆寂后依外国法于南林戒坛前火化，于其地起白塔（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三）；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载：“晋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升平中（357—361）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宋升明中（477—479）齐太祖（萧道成）起造。”与建初寺风马牛不相及。①除这一点外，《景定志》所述保宁寺沿革基本不误。陆游《入蜀记》（《渭南文集》卷四四）述其乾道六年（1170）游建康所历：“七月一日黎明离瓜州……翌旦驰入建康……九日至保宁、戒坛二寺。保宁有凤凰台、揽辉亭，台有李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今已废为大军甲仗库，惟亭因旧址重筑，亦颇宏壮。……戒坛额曰‘崇胜戒坛寺’，古谓之瓦棺寺，有阁因冈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谓‘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者，又横江词‘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棺阁’是也。……及南唐之亡，为吴越兵所焚。国朝承平二百年，金陵为大府，寺观竞以崇饰土木为事，然阁终不能复。②绍兴中，有北僧来居，讲《唯识百法论》，誓复兴造，求伟材于江湖间，事垂集者屡矣，会建宫阙，有司往往辄取之，僧不以此动心，愈益经营，卒成卢舍那阁，平地高七丈，雄丽冠于江东。旧阁基相距无百步，今废为军营。”据陆游亲历，知保宁寺就在凤凰台旁，与马光祖重修保宁寺而作《新建凤凰台记》相合，并记附近尚有崇胜戒坛寺，即古瓦官寺瓦官阁。按《至正金陵新志》载保宁寺在城内饮虹桥南保宁坊内，所附地图在饮虹桥之河南标有“凤凰山”，即凤凰台。《江苏通志稿》之《宗教志·寺院上》：“凤游寺在凤凰台之右，即保宁禅寺也。……明嘉靖间，名上瓦官寺，焦竑（1540—1620）易今名。”按饮虹桥即今新桥，凤凰台即今花露岗，凤游寺今为街名，在花露岗西侧，保宁寺原址当在今凤游中学一带。

从上引陆游所见情况看，保宁寺和旁近戒坛寺在南宋中后期曾遭破坏。入元后当有所恢复，古林清茂住持的八年期间，其地位已不亚于十刹之一的蒋山太平兴国禅寺（灵谷寺），吸引了许多来元的日本和高丽禅僧到此参谒、挂锡；特别是古林清茂的高足竺仙梵仙应邀赴日，大弘师学，更在日本扩大了古林清茂的影响和金陵凤台保宁禅寺的声名。

古林清茂（1262—1329），号金刚幢、休居叟，温州乐清林氏，父祖皆业儒。12岁入天台国清寺，次年得度为僧。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谢太后领宋恭帝降元，元军下临安，分兵略浙东诸地，所过杀掠。①清茂被掠，北兵以刀加顶，不变色，得免死，这种经历竟与至元十七年（日本弘安三年）赴日的无学祖元禅师完全一样。此后，清茂相继参谒雪窦简翁居敬、净慈石林行巩。石林迁化（至元十七年，1280）后，遂至平江（苏州）承天禅寺参觉庵梦真，很受赏识，流辈称之为“小达摩”。寻闻雁宕能仁禅寺住持横川如珙辞位居放牧寮，仍诲人不倦，即兼程南还进谒，遂依止。经横川提激，豁然大悟，自此造诣日深。次年回国清。至元二十年，横川奉旨住持四明育王广利禅寺，召清茂至座下，居六年，成为最能领悟横川禅机的高徒。后再往平江，挂锡灵岩、承天，尤为虎岩净伏禅师推重畏敬。至成宗大德二年（1298），受请住持天平白云禅寺，居九年，迁主开元禅寺。据说因“才高谤起”，武宗至大二年（1309）冬辞去，次年春，东洲永禅师延请其寓虎丘云岩禅寺。①仁宗皇庆元年（1312），奉旨再主开元，次年，宣政院使杨俺（暗）普以其名上奏，仁宗赐号“扶宗普觉佛性禅师”。延祐元年（1314）退居天平，二年，迁主饶州永福禅寺。英宗至治元年（1321），省台（当指江浙行省和江南行御史台）官特遣宣使持檄聘请他住持建康保宁禅寺，遂应命。二年冬一度到苏州，在万寿寺（十刹之一）登坛说法。三年，英宗诏命他赴京，称疾不起，但出席了当年四月（据《元史·英宗本纪》）奉敕在金山寺召集的法会。

英宗为仁宗子，当初仁宗在成宗死后的宫廷政变中消灭谋取帝位的成宗皇后与安西王一党，让位于兄武宗，武宗就立他为储君，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死后仁宗依制继位，却将武宗长子遣往边地，立己子为太子。英宗即位后，掌管中宫事务的中政院使告发有大臣“交通亲王”，矛头直指年已18岁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竟将他贬到海南（元朝经常流放不习南土的蒙古人于此）。泰定帝即位（1324）后召还京，途中又命留潭州（长沙），数月后才许入京，封怀王，次年正月即命其出居建康。图帖睦尔在内廷已接受过汉文化教育，贬居期间接触南方士人更多更方便，汉文化水平提高不少。他读过古诗，当知凤凰台自古闻名，在建康期间（1325—1328）常以游览各处名胜，与僧道文士交往度日。蒙元皇室崇信佛教，图帖睦尔因皇室内争遭贬南方，更将精神寄托于宗教。凤凰台胜景加上“价重岩泉，名喧宇宙”的住持古林清茂声望，保宁禅寺自然成了他常访之处。据载他“留神内典，时数枉驾［保宁禅寺］诣师（古林清茂）问道，薄暮方归。每印施《般若心经》并《高王观世音经》，必命师章显佛心于经首”（见《续藏经》别集《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卷下附录竺仙梵仙所撰《古林清茂禅师行实》）。三年后图帖睦尔在又一次元朝宫廷政变中登上帝位，是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底他遣使宣赐古林清茂，但古林已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圆寂。②

古林清茂初参谒横川时，呈平日制作一巨编，横川火之，训曰“佛祖之道，岂才辨之事！要须不落情识，直穴根元，绝后再苏，方堪锻炼。……不然非吾辈种草。”乃不觉面热汗下，自是顿息身心。可知其时（年19岁）他已善诗文。及回国清寺，复“拟寒山诗三百首”，说明他在参究禅机的同时，并没有弃绝对诗文的耽爱，且诗才甚高。在育王寺横川门下六年，禅学益精进。前往苏州途经钱塘时，前辈高僧径山云峰妙高延请度夏，遂与诸名衲交往问答，“随扣随应，座客愕然”，其才智辩锋已崭露头角。后住持开元禅寺，“丛席尤盛”；退寓虎丘云岩禅寺，仍应接不暇（其中就有日本僧人龙山德见、孤峰觉明），自称“休居来云岩，偈积有千万。年头至年尾，迅笔写不辨（断？）”。并应侍者承宣之请作《重拈雪窦举古一百则》，①于皇庆元年再主开元时完成，由承宣编集刊行。②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为《重拈》刊行所写的跋，其中说：“昔庵尝谓：拈颂之作，始于汾阳，暨雪窦宏其音，显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后之作者，驰骋雪窦，不顾道德之奚若，务以文采焕烂相鲜为美，使后学不见古人浑淳大全之旨云云。然道德悬远，弗逃先圣之讥，文采相鲜，决非愚事。惟径截省要处，揭示直指之传，恐无愧于抑扬云尔。”表达了他对文采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不拘泥于禅宗“不立文字”的教条，而主张文采得当可以彰显道德。这种看法以及他本人的文采焕烂，对他的门徒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得到元仁宗的赐号，更使他声名远播，翰林学士袁桷寄诗问讯吴中禅林五名德，其一即古林清茂，喻之为“玉几峰头第一枝”。③在他住持饶州永福禅寺期间，就有日僧嵩山居中、无著良缘、祖继大智等前往参谒，或求作序跋。时松隐实庵求法于江西云居寺南涧泉禅师，泉谓之曰：“此间寻常设施，不足发子大机大用。古林茂禅师乃横川嫡嗣，见道最真，今住饶之永福，子当往依之。”遂往永福，清茂器之，后从至建康保宁，道业成就，“其应机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识者谓得古林正印”。④据此可见古林清茂在当时禅林中的地位。住持永福期间，他着手整理禅宗历史上的名僧事迹。宋建溪宗永禅师所编《宗门统要》止于哲宗元符间（1098—1100），清茂编纂成《宗门统要续集》，杨歧方会（992—1049）、黄龙慧南（1002—1069）之下总286人，录机缘212则；青原行思（？—740，唐末五代间其法裔分出曹洞、法眼、云门三宗）之下十一世至十四世总120人，录机缘47则。延祐七年（1320）径山住持西白希陵为此书作序，盛赞其以“透古今眼，具通变机。……续前代《统要》玄旨；执金錍而刮众膜，握宝剑而断群疑”；其挚友与俗家弟子、前集贤待制冯子振（海粟居士）的序文，更称颂他“价重岩泉，名喧宇宙”，“补禅宗余二百年之罅谱”，“示衲子坦途，开人天正眼”。①从饶州赴任建康途中所经诸地，“求法语者，迅笔示之，无虑千百余纸”（见上引竺仙撰《行实》）。其学识之渊博，才思之敏捷，堪称为当时禅僧中的翘楚。元代文人多把他与中峰明本、虎岩净伏、东屿德海、虚谷希陵、月江正印等大师并举，称他们“各据高座，展化于一方”。②

三、古林清茂及其门徒对日本禅学文化的影响

建康是元代江南行台所在地、江南重镇，聚集了许多名流，古林清茂的禅机和文采声播遐迩，正是日本僧人求学的好去处，因此来投凤台保宁禅寺古林门下者甚多。竺仙梵仙说，他在保宁古林座下为侍者时，寮宾“有日本三十二人”。③据考，知名者有古先印元、石室善玫、别源圆旨、灵光周彻、月林道皎、别传妙胤、中岩圆月、天岸慧广、寂室元光、可翁宗然、不闻契闻，以及大朴玄素、平田慈均、铁牛景印、寂昙西堂、圆曙等。其中石室善玫、月林道皎在古林座下最久，为嗣法弟子，别源圆旨亦相从三年。④古林清茂所作偈颂中有很多篇是赠给日本僧人的，其中有《送柏藏主》，首句“道人扶桑来”，知为日本僧人，当即木宫泰彦书《入元僧一览表》中的西陵柏，应亦参访过古林清茂。

古林清茂的本国嗣法弟子中最著名者是了庵清欲和竺仙梵仙（1292—1348）。竺仙（庆元象山县人）自幼熟习韵书切纽之法，十岁出家，先后参谒过净慈晦机、天童云外、灵隐元叟、天目中峰等著名禅僧。在天目时，遇僧从建康来，言古林清茂“钳槌妙天下”，连夜赶往参谒，适古林于万寿升座说法，一闻举唱，心地豁然，下座进拜，古林欣然许就弟子列，自此师弟相契。后还浙东，天历二年（1329）登径山，适明极楚俊应邀去日本，请竺仙同行，竺仙开始颇犹豫，日僧天岸慧广（佛乘禅师）劝之曰：“而今佛法流东，凡我乡间无不敬信者。顺缘而行，今正是时，大丈夫何自凝滞而不决耶？”于是他想起在保宁为侍者时，与古林座下许多日僧相处，古林每见即戏称他“此日本国师也”，又说：“汝诚能一往，则大化于彼”；他顾虑不能回来，古林诲曰：“出家儿遇缘即宗，何且虑此！”乃同意赴日。①竺仙到日本后，弘扬师道，与其日本徒、友以及受教于古林的日本名僧一起，形成高层文化圈，甚得足利将军家护持，对该时期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如他在建长寺上座时说：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之说，非所谓一切言语不当言说，非所谓一切皆用并荡却之。……此盖但以恐人堕于文字上，不见文字所指文字外之意尔”。②其徒裔翔问：“大凡作诗及文章，何者宜为僧家本宗之事？”他回答说：“先宜学道为本也，文章次之。”裔翔表示对日本僧人每每以文为本、学道为次的现象很不满，竺仙教之曰：“若僧为文不失宗教，乃可重也”，“汝今之问答笔写之语亦一一可观，此乃文也；知其事之非，此乃道也。以此二般之事皆不在人下，但以道为大事，以文助之，乃可发扬。……譬如人食，有饭乃主也，若复有羹，方为全食，无羹之时，未免咽滞而少滋味。以道之饭，得文之羹，百家技能为菜为馔，斯为妙也。”③这一段关于禅与文章关系的精彩论说，对禅宗“不立文字”的宗义与实际上著名禅僧多善诗文的矛盾，作了非常巧妙的解释，似可说是为日本“五山文学”的兴起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从上述古林清茂关于文采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竺仙对禅、文关系的这种体认，当是得自师传。

《古林清茂禅师语录》为其徒元浩（编《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云禅寺语录》）、清欲（编《平江府开元禅寺语录》、《再住开元禅寺语录》）、应槐（编《饶州永福寺语录》）分别编集，此外还有承宣编集的《重拈雪窦举古》，法语《小参普说》，以及真赞与偈颂（约150首），冯子振为作序（署泰定二年冬至），于泰定三年刊行。但古林住金陵保宁禅寺的语录则未及编集。其传抄本被日僧带回者多种，辛巳（至正元年，1341）之夏，日本森禅人立志刊刻“以结众缘”，古先印元闻而喜曰：“昔尝居其座下，诸彦欲倩为书，时迫东归不果。今当以森公之志，以补所欠。”于是为之劝募，共成其事，于次年（日本北朝康永元年）刊行。①后日僧如闻与玄璵“南询”（日僧来元皆到江南，故称），船被风吹至高丽，高丽人知其意向，乃出一巨编示之，皆古林所作偈颂，有200余首，“乃录之，以为得至宝而归”，交给竺仙侍者海寿刊刻。海寿请竺仙梵仙校勘，后又从圆曙处得39首，从月林道皎处得题跋5首，遂合编为《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②竺仙为作序（署康永乙酉，1345年），日本高僧、京都建仁寺住持雪村友梅③特为刊刻此书作《募缘疏》，称“古林和尚平生语要，奚翅充栋汗牛，而世得传者如海一滴耳。其残膏剩馥，人得味之，如甘露之灌肠沃胃，不知厌也”。④可见日本人对古林清茂禅机、文采之喜爱和崇敬。古林语录和偈颂的刊行，加以曾在其座下受学的日本禅僧和应邀赴日的竺仙梵仙大力弘扬师学，在日本禅林及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并得到室町幕府（足利将军家）的护持，可以说对该时期日本文化的发展和“五山文学”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⑤古林清茂住持建康保宁禅寺的语录国内不存，却在日本由其门徒和敬仰者收集刊行传世，也可以说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附录：古林清茂手迹二种

赠别源圆旨饯别偈

赠月林道皎道号字幅

（原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本书时略有增删）

元朝皇帝特别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始于世祖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统释教（《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中统元年十二月。原文作“帝师”，误。其升帝师尊号应是圆寂后的追封）。忽必烈对佛教曾有“崇教抑禅”倾向（见姚燧撰《董文忠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据载，有华严讲主奏请将江南名刹都改为教寺，奉旨南来，但在苏州承天禅寺听到觉庵梦真说法中博引华严旨要，了如指掌，大为叹服，即还奏，遂寝前旨（见《续灯存稿》卷四）。可见此旨并没有执行。南宋亡后，江南禅宗的盛势虽一度削弱，但不久就恢复如初。至元二十五年，下旨召江南教、禅、律三宗名僧赴京论法，一说结果判定教高于禅（见《佛祖统纪》卷二四），一说教僧辞服，不再争议（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据虞集撰《大辨禅师宝华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八），世祖曾召见径山西白希陵，“说法称旨，赐号佛鉴禅师”。可知至元二十五年的江南三宗名僧论法，应是以息争解决。

《江苏通志·艺文三·金石》收录的《［嘉定］梅岩瞿先生作兴乡校记》（至正九年）载：“近五十年间，四方人民推崇释氏，大建佛刹，十倍于昔。”

参见拙文《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载《禅学研究》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朱右语见其《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为真嬾禅师后公用章作）。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411—413、420；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172—195；魏荣吉《元日关系史の研究》第四章《元代文化の东传》，东京，1985。

《竺仙和尚语录》卷下之上附《问答》（《大正藏》第八十续诸宗部）。宋濂撰《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后》（《宋学士文集》卷三七）盛赞汝霖之文“出史入经，旁及诸子百家”，遣词“舒徐而弗迫，丰腴而近雅”，“颇询其所以致是者，盖其来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钜公，悉趋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规矩准绳，而能使文字从职无难也”。按：汝霖（名良佐）于元至正二十七年来华，时江南已在朱元璋治下；宋濂此跋系洪武九年应其请而作，其学习经史百家及文章，正是元代日僧来华学习风气的反映。汝霖于洪武十一年回日本，故上揭木宫泰彦书列之于“入明僧”表中。

参见上揭木宫泰彦书，页422—461、465—472。(www.xing528.com)

《宋学士文集》卷三八、卷三七。

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瓦官寺因梁所建瓦官阁闻名，几经废兴，南唐时改名昇元寺昇元阁；宋灭南唐，昇元寺阁为越兵焚毁，太平兴国五年（980）复建为崇胜戒坛院，度僧皆于此受戒（见《景定建康志》）。入元后，昇元阁（即崇胜戒坛院）毁于火（见《至正金陵新志》），凤凰台就只存保宁寺了。明初，保宁寺与原昇元阁地均成为骁骑仓和魏国公徐达园地。综合清康熙间居住其地的余宾硕所著《金陵览古》、《同治上江两县志》、《金陵琐志》、1934年出的《新京备乘》及三书有关瓦官寺的记载，其沿革大致是：正德间，有僧建积庆庵（或作集庆庵）于其地，掘土得昇元石像，以为即瓦官寺故址，遂改为“古瓦官寺”；万历十九年又有僧圆梓募赎其地复创刹宇，名丛桂，焦竑改曰凤游寺。由此北至凤游寺，即宋时之保宁寺（见清康熙间居住其地的余宾硕所著《金陵览古》“瓦官寺”条）。《同治上江两县志》谓崇胜戒坛院即古瓦官寺地于明初半为徐达园，半入骁骑仓，万历十九年僧圆梓募赎其地复创刹宇，名丛桂，焦竑改曰凤游寺；清季陈作霖所编《南朝佛寺志》的“瓦官寺”条说，明初夺寺基为骁骑仓，半入徐达园，后僧圆梓募赎其地，复创刹宇；寺旁有集庆庵，嘉靖间诏毁私刹，其僧以瓦官扁其庐得免。土人以其在山下，称为下瓦官，而称山上者为上瓦官。殿左有凤凰台，焦竑改名为凤游寺。1934年出版的《新京备乘》记名胜凤凰台与瓦官寺皆在聚宝门内花露岗，并谓自焦竑改上瓦官为凤游寺后，下瓦官遂专有瓦官之名。《江苏通志稿·宗教志》谓“凤游寺，在凤凰台之右，即保宁禅寺也，明嘉靖间名上瓦官寺，焦竑易今名。”综合上引诸条记述，明后期复建、俗称下瓦官、上瓦官寺，前者应在花露岗南（或东南）侧，后者在岗北（或西北）侧，即宋元保宁寺址。

台州宁海人舒岳祥记其经历说：“丙子（1276年）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去年（丙子），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阆风集》卷一、卷三，诗序。温州人林景熙也记载说：“柔兆困敦之岁（即丙子年），朔骑压境，所过杀掠，数十里无人烟。”（《霁山集》卷四《磷说》）

上述年代系据其徒承宣为《重拈雪窦举古一百则》所写的集序，见《古林清茂禅师语录》卷三。

上述简历据竺仙梵仙撰《古林和尚行实》，见《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卷下附录，其缺书年代依《古林清茂禅师语录》补。

北宋时，云门宗名僧雪窦重显从《传灯录》所载1700则公案中选出100则，以颂（韵语）阐释之，著为《雪窦颂古》。

上揭竺仙梵仙撰《行实》；又《古林清茂禅师语录》卷三。

《清容居士集》卷一一《昌上人游京师，欲言禅林弊事，甫入国门，若使之去者。昌，余里人，幼岁留吴。东郡遗老及颖秀自异者多处其地。以余所识闻，若承天了、天平恩、穹隆林、开元茂，皆可依止。遂各一诗以问讯。虎丘永从游尤久，闻其谢世，末为一章以悼》。

宋濂《佛光普照大师塔铭》，《宋学士文集》卷五。

均见《宗门统要续集》卷首，《中华大藏经》第七十七册。

宋濂《日本建长寺古先源禅师道行碑》，《宋学士文集》卷四〇；贡师泰《重修定水教忠报德禅寺碑》（叙见心复禅师事迹），《玩斋集》卷九。

《竺仙和尚语录》卷中《住建长兴国禅寺语录》。

参见上揭木宫泰彦书。古林赠给别源圆旨和月林道皎的偈颂题字原件仍存，为日本国宝级文物。承郭万平博士在日本进修时将此两件照片传给笔者，今附于本文后。

清欲撰《建长禅寺竺仙和尚行道记》，载《竺仙和尚语录》卷中；又同卷《［竺仙］住建长兴国禅寺语录》（为天岸慧广十三周年忌辰升座）。

《竺仙和尚语录》卷中《住建长兴国禅寺语录》。

《竺仙和尚语录》卷下之上，附《问答》。

据《古林清茂禅师语录》卷五末附竺仙梵仙跋。

竺仙梵仙《刊古林和尚拾遗偈颂绪》，见《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卷上。

雪村友梅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入元，历参禅林名宿，但因被疑为间谍，下湖州狱，流四川，后获释。文宗即位，请住长安翠微寺，授宝觉真空禅师号。天历二年（1329）归国。

见《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卷下。

参见魏荣吉上揭书，页35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