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方面对日本军还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本军战败，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驻华百万日本军队在大陆上还是一支夸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怀疑日本军动向一时未可预料，何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何等行动。
他们认为，特别是中国内部，除效忠于重庆中央政府的中央军之外，不但有与重庆公开角逐的中共军队，而且南京和平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散驻各地的非正规军队也还有相当数量，这些部队若与日军勾结，则武器和军事设施难免有流失之虞。
然而自从芷江会谈以后，国民政府军在受降工作中看到日本军依然遵守建军以来的纪律，从未发生丝毫纠纷。即使国民政府之外的其他中国部队顽固地加以威胁，甚至受到中共军队的攻击，日本军也绝不肯将武器和设施交给他们，而是全部移交给中央军。这在我们日本军来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给予一般中国人以意外的感受。
我们在芷江停留期间，由负责接待的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但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
只是飞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似乎总是食欲不振。
我觉得很奇怪，一次在吃饭时谈起来，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口说：
“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作为一名驾驶员，在军内可以算是最年长的，按规定也超龄三年了。
“尤其是这一次打了败仗，恐怕在我一生中，这就是最后一次掌握驾驶盘了。回忆起当初的驾驶工作，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悲惨的遭遇，的确感到万分悲痛。
“还有我们乘来的心爱的MC机，停放在机场上，每天在中美两国敌军注视之下，作为标志的两条红布，经过几次重新整理，都被中美军人拿掉，恐怕是当作纪念品拿走了。
“对于这架飞机，即使按偏爱的说法，也算不上是什么出色之物，可是我怕它遭受雨淋，却一定要把它盖好。这在落雨天也毫不在意地让飞机暴露在露天下的美国兵看来，总以好奇的眼光蔑视它。他们对几个人一起吆喝着，用手搬动螺旋桨的那种原始动作感到奇怪，像看把戏似的聚上一堆人，就我这当事人来说，感到像割我身体上的肉一样地难受。
“芷江每天上午经常笼罩着季节性浓雾，万一我们一行回去的当天，也遇到这样的雾，恐怕就非一天一天地顺延起飞不可。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只有我们的飞机就不能飞行，我作为驾驶员感到说不出的羞耻。虽然说是已经战败，但热爱祖国的心情却不允许祖国名誉受到损害。
“因此心中忧虑，饭食难以下咽。”
尽管我国已经战败，我们是身为使节自己到敌国来投降的，但作为一个纯洁的军人，产生以上的想法，还是有正当理由的。
事实上，我们飞机质量很差，就是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并且外观上也很寒碜，显然大有差别，这从常德以后的飞行中，就已取得现实经验，因此不得不停下筷子，一同抚然自叹。
在逗留当地的三天里，与我接触的中国人都仅限于职务上的关系。此外托人传话，留下名片表示私人问候的，已如上述。
在宿舍里负责接待的两位少校，一位是陈应庄，八年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他也在当地担任新闻记者，因此曾和我会过面，他也是日本留学生。另外一位陈昭凯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上校，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他参加入学考试时我恰巧担任考官，据说他的生母是日本人。
又与我们接触的主任参谋钮先铭少将，是我战前在北平工作时最为要好的朋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的长子。
我与这些人不期而遇，感到很惊讶，同时感谢他们的好意，对我完成任务给予很大帮助。但我后来观察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巧遇，而是中国方面特别照顾而安排好的。
例如宿舍中的这两位少校，到了9月间中国军进驻南京而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陈应庄是新编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副参谋长，陈昭凯是中国军总部的上校参谋。(www.xing528.com)
我们对于那罕见的连升数级的情况，本来感到有些吃惊，哪里知道，后来才逐渐明白，他们在芷江为了适应临时任务，不过是故意暂时装出低两三级的军衔而已，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
萧参谋长和我们举行正式会谈的会场，为不使日方代表产生威胁性的压迫感，中国方面本来准备采用圆桌会议形式，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出来干涉，匆促之间改成长方桌面对面的会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深感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表示愤慨。
并且据他们告诉我，会谈结束后，看到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也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尽管是战败国的使节，但也不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使他们本身也感觉很有面子，因而他们还曾相互拥抱流泪呢。
我们在战败后，作为使节马上到敌军阵营中去，早已作好精神准备，认为遭受战败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生命发生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料敌国军人却对我们洋溢着友邻之爱，此时此地，越发增加了我们感激的心情。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任联队长出征。传闻日军对待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将，强迫他们只准说“是”或“不是”，也有拒绝他们投降等情况。同时知道，日俄战争中乃本将军对待俄国将军斯特塞尔和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中伊东提督对待清将丁汝昌，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作风。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在深深感激的同时，并认识到这里面也潜伏着日本军战败的原因。
停战后与中国陆空军总部同时进驻南京的曹大中陆军少将，当时和日本军总司令部也有过接触。1962年他从台湾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东京进行访问。从他当时的谈话中获悉：在芷江迎接我们日本军代表的何应钦上将，是在云南接到蒋介石总统命他接收日本军的指令后，急速前往重庆进行准备工作的。
陆军总部参谋长一职，新起用了曾任卫立煌将军的参谋长、四川籍的萧毅肃中将。另外决定向地方驻军电召徐祖贻中将和曹大中少将一同前往芷江，作为表面上没有特定任务的参谋。
徐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两人都是日本陆军留学生老前辈何应钦的心腹，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
也就是说，萧参谋长作为与中国结盟的盟军代表，负责处理有关日本军投降的工作，另外以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为目的，决定派遣徐和曹两人同往，以便和日本方面进行联系。
但是萧参谋长并未理解以上真意，所以没有让他们两人与日本军使节会见，因此也就没有取得成果。
又，中国军总部在到达芷江前，20日晚，曾由何应钦、萧毅肃、徐祖贻、曹大中四人在重庆举行会谈，商谈接收日本军的准备事宜。
会上，萧主张，命令日军对在南京、北平等地为重庆方面所指的伪政府要人全部加以逮捕。其他各人都不赞成，因此日本军才免除了对亲日政府要人采取背信行动。
因为有以上经过情况，可见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对于芷江会谈能顺利地完成，一定是分外感到高兴。因此也能体会到，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战后中日两国相互合作都有过深谋远虑。[4]
【注释】
[1]原文误，玉山在江西省。
[2]原文误，当作建瓯。
[3]源义冢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武将，曾与其父同往征讨安倍贞任。1062年安倍贞任战败投降，被杀。
[4]（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第25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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