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泳霓[1]认为：“吾国古代政治与教育合一，故上古明堂与太学设在一处。明堂为出政事之地，太学为讲教化之地，二者不分，其意深矣。周人战胜外族，必在太学受俘，汉人国有大政，亦下大学议奏，比古意之犹存者。”“清末京师大学监督直接朝君，专折奏事，其地位亦甚重矣”。然而，到了现代，“吾国近时政与学隔离太远，盖以政治为官僚之事，而以学术为学校之事，二者界限务求隔离，故官僚不必读书研究，而学校则不许干涉政治。由是政界之人鄙视学术，而学界之人漠视政治，积习所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民国以来，大学校长地位降低而教授又如学校之雇员”。由此，导致“吾国各大学人才不足，设备不完，故对于现代战争之物质的贡献，无可表现。教员、学生又非自幼受过二年的正兵训练，故投营从军，亦难有成绩”。
陆泳霓对民国时期的用人制度亦提出批评，说：“吾国各大学多有二十年以上之历史，其所造就，固不乏一技一能之人才，而能如汉太学之李、杜，宋太学之陈、欧，则未之见。政府对于造就人才从前亦不必重视，因其用人另有他途故也。盖吾国用人，既不采欧美之公开考试，又不采汉魏之乡里选举，而其方法乃是一种‘私人请托’制。既由私人请托，则全视亲友之势力如何而定，而大学资格之有无，原不足轻重矣。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古时如此，今人尤甚。得谷与否，既不在自己学业，而在亲友请托，于是在大学者，不过等候文凭，另求他路，而多不肯用力于深切艰苦之学术研究。此其败坏学风、败坏人才之责任，又非大学本身所能负，而当由政府负之者矣。国难日迫，人心危惧，于是在大学者无不思改革课程，以应时局之需要，然亦未易言也。”(www.xing528.com)
陆泳霓由南开大学张伯芩校长“日人能炸毁南开之物质，不能炸毁南开之精神”的立意说起，认为“吾国各大学除不完备之物质外，多无精神之可言”[2]。这应该是对战争初期我国大学精神缺失的一个很严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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