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育思想：过去教育之缺点

与西方相比，近代以来起步较晚的中国现代教育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抗战全面爆发后，以中国民众之无组织、信仰之不坚定、汉奸之频出不断等现象批评中国教育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甚至出现了中国“教育失败”之说。面对此问题，李建勋认为，这可能与国人最初迷信“教育万能”而对教育期望过甚有关。他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现代性的经济组织、社会机构、政治制度等，“教育虽为立国之本，而并非万能”。李建勋提醒道，一方面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成绩“不可没”；不过另一方面，“其一切措施未能尽合于理想者，亦所多有”，“抗战发生后，其缺陷遂益形显露”。在李建勋看来，当时的中国教育存在十大弊端：^[6]

一是“宗旨未能贯彻”。李建勋强调，宗旨为一切设施之“本源”。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宗旨前后多有变化，且不论它们的具体内容是否完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并没有得到颁布者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级学校的切实贯彻。至于现行的教育宗旨，“较以往之教育宗旨为完满”，但其颁布“十二载”期间，并未在课程设置、教导方法、各种能力之培养以及其他一切教育设施中得到很好的实行，甚至有些措施和办法与宗旨相悖而驰。李建勋感慨道，如此情形之下，再理想的教育宗旨都是空中楼阁。

二是“政策未尝完整”。李建勋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内审本国需要，外观世界大势，有所轻重缓急，如此而定的政策才能使国家、社会和公民受益。但是，我国自清末以来，惑于各国富强，忘却本国需要，不揣自本，一味模仿，今日一调度，明日一办法，随波逐流，举棋不定，实无政策可言。民国十八年（1929）颁布教育宗旨以来，虽采取一些教育政策，但注重点仍“仅为一部分一时间的问题”，缺乏“通盘计划及远大眼光”，依然无法收到政策之实效。

三是“机关未能健全”。与西方地方自治模式不同，我国基于国情而有的中央与地方治理结构使教育行政在教育发展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李建勋认为，在我国教育系统就像一个人一样，教育行政犹如“头脑”，各级学校与社会教育机关犹如“肢体”，“头脑”健全清晰，“肢体”俱得其用而事举，“头脑”残缺混乱，“肢体”就会失其常态而事废。而我国教育行政组织未能健全、人员任用杂乱，远不能承担起研究、讨论、指导、计划和处理教育活动之责。

四是“本身缺乏联系”。李建勋指出，中国教育表面上看似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不同阶段的教育系统，各级学校也开设了不同学科的课程，但实际上其中的漏洞很多。比如，各级学校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内容和标准等实际情况不符；各级学校多各自为谋，彼此缺乏衔接，甚至使升学考试发生困难；各级学校中各门科目在内容即教学上缺乏紧密联系，各科目间既无重心，又缺少有机的关系，学生所领受者只是零碎片段不相关联的知识。

五是“学校与社会隔绝”。学校偏于死板的“知识”教学，且所传授之“知识”几乎与社会需求不相关，甚至根本脱节，对于教学内容与受教者实际生活之指导更少注意，以致教育归教育，社会归社会，一般国民及青少年所受之训练完全不适合时代及环境。“是故二十七年（1938）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社会生活与学校设施绝不相谋，经济组织与学校课程截然两事’，为新教育病根之一”。(www.xing528.com)

六是“缺乏人格培养”。李建勋主张，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育“完善之人格”，只有人格健全，一切知识和技能才能裨益于社会国家；国家民族之能自卫自立，更有赖于人民品格和素养的积累与支撑。但当时的学问之道，止于求知，教师所予、学生所求无非“知识”，缺乏对于师生人格如何、品德如何的考量，以致有些青年一受学校教育反而堕落沉沦，养成奸诈、狡猾、贪污、嚣张、寡廉鲜耻之风，“实堪痛心”。

七是“忽视体格训练”。“吾人身体必须内足胜职业之繁重，外可御强敌之侵侮，方不愧一国国民”。但李建勋发现，近来各省学生集训，多有学生不合受训标准，半途病退、中暑晕厥者比比皆是。这与体育之真义未能彰明于国人有关，致使学校体育徒供点缀，即使有较为热心者，亦唯选手运动是务，而置普通青少年、儿童的体格训练与身体健康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养成青少年懒惰闲散之劣性。

八是“师资缺乏训练”。李建勋认为，西方师资训练经历了专重教材、兼重教法、更重专业精神及健全人格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造就者为话匣子，第二阶段的造就者为教书匠，第三阶段的造就者为教育者。但经过清末以来四十余年的师范教育发展，我国当时一般知名之士对于师范教育的理解仍停留在前述的第一阶段，对于健全师资的条件缺乏明确认识，而国内各级学校中经过专业训练的师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过去教育之失败，实缺乏健全师资以致之”。

九是“教学偏重强记”。李建勋指出，博闻强记虽是学习的一种方法，但明辨笃行更是求学的关键。但我国学校教法流于灌输，考试偏重强记，以致学生养成依赖课本、依赖教师的习惯，缺乏求知兴趣与主动精神。他赞同国联教育考察团对我国中学教育“重形式不重实际，依赖讲解及教本”“偏重强记，不注重于引起学生求知之兴趣”等的批评，感叹“所学不能应用，进而求其有所创见、发明，难矣”。

十是“经费未能充实”。“经费为教育之命脉，欲谋教育之发展，不仅赖有充足之经费，且须有公平之分配及合理之用途”。但我国当时教育经费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比数不足”，1936年教育经费仅占岁出总额的4.48%，与1936年立法院通过的宪章中教育经费“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15%”的规定相去甚远。“用途不善”，各校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不仅常常超过限度，且教学、设备等花费比率较低。“分配不当”，大学与小学生均经费比例相差一百多倍，远高于欧美国家的十倍以内；而各个大学经费分配的差距，“尤使人惊异”“如此一方浪费，一方缩，不但有失公允，且亦有碍教育之进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