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他在《论法的精神》里这样写道：“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1]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条件的作用，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支配，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了。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强调，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气候和季节变换可以影响人类的肉体和心灵。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5年）在重视气候影响的同时，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年）第一个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并组织起良好的政府。
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人们这样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造成了自由的政体。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废懒惰，胆怯无力，完全被动，这使他们成为奴隶。他还认为土地的肥瘠情况也影响到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土地肥沃使人养成一种依赖性，贪生怕死，易屈服于强者而不那么渴望自由，因而产生了专制制度；土地瘠薄则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他甚至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山区、平原或海岛）也对人们的气质性格产生影响。而在所有这些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2]。(www.xing528.com)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并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与大海相连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黑格尔认为，第一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好客和劫掠；第二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经营农业，其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成为古代文明的中心；第三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由于“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而建立起“维持世界的联系”[3]。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4]。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5]。人是主动的，是环境变化的作用者。恩格斯指出：“因此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
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人与环境适应的关系：“在地球系统中，人类不是全球变化的观察者，而是这个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与自然系统不同的是，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变化。人类活动既参与了环境变化进程，同时也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谓人与环境适应即指人类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调整自己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行为，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响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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