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春晓：渭华遭遇全军覆没，雄师志在重建

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就滥施淫威，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加上“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种种罪名，蛮横地阻挠他们在即将改编成立的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并强迫他们离开部队，送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在谢子长、王世泰等人力争下，杜衡才勉强同意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中，但根本不信任他们，也不分配重要工作。杜衡为了便于控制部队和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政委（即他本人）任命，一手把持了部队的领导权。

1932年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大会，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的任命。12月22日，杜衡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同时决定，郑毅任参谋长（后为刘志丹），刘志丹任政治处主任，杨重远任参谋处长，杨琪任经济管理处长。12月24日，在转角镇举行了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仅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建立之后，刘志丹积极协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亲手为部队制订了《政治工作制度》《红军纪律条令》《军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灵活地运用到了红二十六军的建设中，不断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同时，他精心协助王世泰指挥作战，带领红二团投入了创建照金根据地的英勇斗争。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西北部，与旬邑、淳化、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北连桥山中段，南接渭北平原，境内山峦叠嶂，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群众基础良好。1932年夏，习仲勋等历经严酷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党员干部，即奉陕西省委指示到照金地区开展工作。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后，根据陕西省委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界新苏区的指示，首战焦家坪，全歼敌民团60余人；然后进军香山寺一带，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块游击区；接着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展到了照金地区。这时，习仲勋来到红二团，任少年先锋队指导员。此后，红二团还先后协助组建了旬邑、照金、芋园、香山、宜君等游击队。这年3月7日，在照金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为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后为习仲勋）。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史克寿任共青团特委书记（后为习仲勋），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后为秦武山）。4月5日，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随着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到这年6月，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马栏川，北至断头川、伍房川，南至桃曲塬、老牛坡，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成为红二十六军顽强苦战中的一个依托点。

这期间，由于刘志丹、王世泰的正确指挥，加上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战，第二团向宁县、正宁、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打了一些胜仗，队伍曾经扩充到300余人，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和推动渭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杜衡极力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还是把红二十六拖上了全军覆没的绝境。

1933年6月21日，杜衡欺骗和强迫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从照金的北梁出发，南下反动势力雄厚的渭华地区（即渭南、华县等地）。7月23日，在部队进抵三原寇家庄时，杜衡借口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杜衡离开部队后，即由汪锋代理政委。7月28日，杜衡与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化名萧章）、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和高岗（1932年7月由陕甘游击队调回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期间，被国民党特务队抓获。杜衡当晚即叛变投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亡台湾。

按照杜衡离开部队时的命令，第二团南渡渭河后，挺进渭南、华县、洛南等地，越过陇海铁路线，进抵霸桥五里店，一路上遭到敌人的重兵追击、堵截，处境极为险恶。在蓝田县张家坪，红二团陷入杨虎城部警备旅、特务团等5000余人的重围。经顽强苦战，始突围进入终南山与敌周旋、拼杀月余，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毁掉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最后，只有刘志丹、王世泰、汪锋、吴岱峰、高锦纯、杨琪、黄罗斌等70余人突出重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才返回了照金根据地。这支在南梁会合并由此发展起来的红色军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但是，从这惨痛失败的教训中，许多红军指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建立南梁根据地，开展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游击战争，是发展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唯一出路，势在必行。

在红二团南下终南山遭到惨痛失败之际，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6月调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特委书记）领导照金根据地和渭北等地区的广大军民，坚持了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之后，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渭北游击队，在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在三原、富平、宜君、旬邑、正宁、宁县等地建立了20余支游击队，为保卫根据地和培养红军新的骨干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在三原午字区的焦村，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一个骑兵班，共120余人。同时又组建了新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建立后，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恐。在敌军重兵围攻的形势下，红四团撤离了渭北地区，于8月10日转移到了照金根据地。在此之前，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参加领导了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时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高岗等策划和领导下，于7月21日率部1700余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刘映胜（又名杨声）任政治部主任，谈国帆任参谋长。同时，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仲良、副书记张邦英等，为配合耀县骑兵团起义，还组建了耀县游击队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后，由于敌人的大举“追剿”和混入起义队伍中的反动军官相继率部叛逃，最后只剩王泰吉率谈国帆、赵国卿、孔林甫等百余人于8月初进入照金根据地。(www.xing528.com)

这时候，照金根据地的斗争日益艰苦，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在一部分人中滋长了起来。为了统一思想，并解决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领导问题，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的陈家坡召开了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和受陕西省委派遣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以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三支队指挥员1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悲观失望的右倾思想和分散活动的错误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等武装力量。陈家坡会议后，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转战耀县、邠县、宁县、合水、正宁、旬邑等地，发动群众，袭击民团，开展游击战争，取得再次攻克旬邑县城张洪镇等战斗的胜利，部队达到了600余人。

1933年10月4日，正值中秋节，刘志丹、王世泰等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在此前后，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康健民、杨琪等第二团指战员也艰辛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广大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刘志丹遂被陕甘边区特委任命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根据刘志丹的提议，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积极进行了恢复红二十六军和进军南梁的准备工作。这时，敌人又调集四个团和六个县民团的6000余兵力，向红军和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举进攻。为了避开敌人的围攻，除留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各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外，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北上，挥师陇东，开展游击运动战。在合水县固城川，王泰吉等率主力部队与强世清率领南下的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10月18日夜，王泰吉、刘志丹率部奔袭合水县城，毙、伤、俘敌守城军队、民团和国民党合水县党部书记长等300余人，国民党合水县长康磷带领少数亲信潜逃，合水县警察局长李彦率部起义，抓捕恶霸劣绅十余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用地图、万余块银元及其他物资，还打开监狱放出杨丕胜等20多名红军游击队干部和60多名无辜群众。红军首战告捷，声威大振。

这期间，在敌军的大举进攻下，坚持了近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于1933年10月16日失陷。合水城战斗后，在合水县境内，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等率领从照金突围的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和后勤机关人员，与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主力部队会合。在宁县盘克塬武洛堡，红军主力部队与张秀山、吴岱峰等率领突围的游击队主力会合。此后，为了策应照金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王泰吉、刘志丹遂率军南下，于10月21日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然后挥戈北上，于10月27日全歼驻庆阳县三十里铺谭世麟民团40余人；又袭击这里的天主教堂，抓获了西班牙的苏路达等两名传教士，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这起所谓涉外事件，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极为惊恐。这时，敌军杨子恒旅赵文治团一路尾追红军而来，王泰吉、刘志丹遂率部向庆阳县东北川毛沟门村（今属华池县）转移。10月28日拂晓，敌赵文治团800余人向红军发动进攻，情势非常危急。王泰吉、刘志丹指挥部队抢占了与毛沟门村一河之隔的河东陈家山制高点，打得由山下向山上仰攻的敌军尸横山坡，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此战歼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医药和其他物资。此时，配合赵文治团“追剿”红军的陇东民团军及司令谭世麟，只能待在蒋塬畔“观战”，然后丧魂落魄地撤逃而去。赵文治团遭此重创，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不敢与红军再战。毛沟门村战斗重创敌军之后，黄子祥、杨森率领的红四团，在庆阳县城壕川（今属华池县）与谭世麟率领的陇东民团军遭遇。红四团骑兵班班长宋飞迅即率领12名骑兵跃马挥刀冲杀，杨森指挥后续部队也投入战斗，击溃了敌军，毙、伤、俘敌数十人，还缴获了谭世麟的坐骑。至此，红军五战五捷，士气空前高涨。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张秀山等参加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部队整编、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南梁根据地，同时建立陕北、陇东、关中战略区的三路游击队，即陕北以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队，陇东以南梁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击队，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建立第三路游击队。这三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红四十二师居中策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把南梁根据地同陕北、关中游击区连为一片，创建广大的西北苏区。这次会议结束后，红军各支部队随即进抵南梁平定川口的莲花寺集结整编。

莲花寺位于葫芦河北岸平定川口。这里布满着唐初到宋中叶的石刻造像，龛室有序相连，群像栩栩如生。1933年11月8日（一说为7日），莲花寺发生了南梁山区彪炳史册的历史事件。这天，迎风招展的红旗，掩映着莲花寺的青松翠柏；发自肺腑的欢呼，雄壮嘹亮的军歌，震撼着这千年前开凿的古老石窟。500余名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聚集在莲花寺的川台上，在刘志丹、王泰吉领导下进行整编，恢复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连合编为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后为黄罗斌）；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黄子祥任团长（后为赵国卿），杨森任政委（后为张秀山、高锦纯）。同时，还建立了中共红四十二师委员会（简称“红四十二师党委”），由杨森任书记，高岗、张秀山、黄罗斌、黄子文、高锦纯等为委员。一支英雄的红军部队，又在南梁山区高高举起了战旗。

为了建立和扩展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第一路游击区，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一批优秀骨干，加强了陕北游击队一支队的领导力量。此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古城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大会。令人痛惜的是，这支游击队的政委魏武、支队长强世清和惠泽仁等中坚分子，先后英勇牺牲，游击队屡遭强敌重创，乃至偃旗息鼓，未能实现建立陕北第一路游击区的目的。这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风流重抖擞，不尽风雷动地来。为了实现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莲花寺整编之后，红四十二师立即分兵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东路由红四十二师师部率领红三团向东北出击，奔袭甘泉城未克后，又在洛河川葡萄沟门击溃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一个营；西路骑兵团向西出击，沿途横扫新堡等地的反动民团，再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境内的敌军据点。自此，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