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鉴戒功用推动史学发展

史学是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史学所肩负的这一繁重的历史任务便决定了它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的社会功能。这也正是史学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尽管远在上古时期，人们即对此躬行有得，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史以供鉴戒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史学现象。众多的史学家正是鉴于史学本身所具有的鉴戒功用，纷纷通过编写史书来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当朝统治者提供治国安民的借鉴。西晋司马彪以“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3]为由，撰《续汉书》八十卷。陈寿作《三国志》，时人盛推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4]。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云：“博考行故，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代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供人们效法或惩戒。东晋袁宏把史学的功用归结为“通古今”“笃名教”，他在《后汉纪·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显然，袁宏正是基于史书“笃名教”“弘敷王道”的现实功用而撰写《后汉纪》一书的。东晋史家干宝面对当时朝政腐败、纪纲大弛、社会混乱的严酷现实，深为羽翼未丰的东晋政权而担忧，痛感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当朝社会的直接资治作用，他力图把历史特别是前朝的西晋史作为医世之病的一剂良方。于是，他寄诸史籍，形诸笔墨，撰《晋纪》二十三卷，并在该书的《总论》中对西晋一朝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公开声称，旨在“正一代之得失”^[5]，就是要通过记载历史事实，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基于此，《后汉书》在翔实记载东汉一代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以“论”“赞”的形式，总结出许多有益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经验与教训。如光武帝的用人之术对巩固中央集权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范晔在《马武传·论》中指出：“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邓、寇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陈何之元以为梁朝的“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遂“究其始终，作《梁典》三十卷”。^[6]

在上述史家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有许多史家都是立足于史学的鉴戒功用而竞相编写史书，兹不一一罗列。(www.xing528.com)

这些事实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本身所具有的鉴戒功用的直接刺激之下，众多的史家撰写出大量的历史著作，比如，就断代史来说，同一种史书每每多达二三十家。如这一时期编写的东汉历史有十二家，三国历史二十余家，晋史二十三家，十六国史三十家，南北朝史十九家。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史书数量的剧增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达的重要表现。因此，我们说，史学本身的鉴戒功用是促使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