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改良运动的评价

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改良运动， 可以以1918 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和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作为分期节点， 不同的管理机构在城市改良运动中的举措和实施效果截然不同。 20 世纪10 年代， 是广州都市改良运动的早期阶段， 提出了一些好的设想， 但因为市政建设的经费有限而未能很好地实施。 但到了20—30 年代， 则是广州市政建设最繁盛的时期， 也是有计划地全面实施城市改良的重要阶段， 其改良的方式已不局限于市政公所时期的拆城筑路， 而是由专门的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市工务局” 主导， 从公园建设、 公共建筑修筑、 新式住宅区开辟等各方面进行推进。 这一时期的城市改良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 围绕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展开。 市政公所时期推进的“拆城筑路” 和“市政改良” 运动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得到改造， 但传统旧城密集型的居住单元结构并没有完全破坏， 在新开辟马路的分割下， 在整齐划一的街道表层背后这种结构单元仍然保留下来， 继续承载市区内绝大多数的人口。这使得20 世纪20 年代以后， 城市商业的繁荣加剧了地产的投机行为和城市人口的激增， 普通市民生活成本急剧增高， 甚至连中等阶层的居住问题都难以解决。 除此之外， 房屋旧式设计不合理、 密度高、 卫生条件差等也成为急待改进的问题。 因此， 这一时期的城市改良必然以解决人的居住问题为核心， 后来相继开展的模范住宅区建设、 劳工住宅的开辟、 城市公园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点。

其二， 城市改良和空间拓展紧密结合起来。 例如实施郊外马路开辟计划，将东山郊区马路分三期开辟， 正是为了加快拟定区域的拓展和模范住宅区的建设； 河南新式道路系统的规划， 海珠铁桥的修建， 则是为了推进珠江以南地区的开发， 市工务局曾提出， 道路建设“果能急起直追， 则河南河北始渐能平均进步也” ^[14]。

其三， 城市改良运动是有计划地推进的。 工务局的每一项改良计划都必有精心的规划和安排， 经费从哪来、 还有多少经费缺口、 分几期建设等都是当时工务局规划中重点说明的关键问题。 当时的市政建设因为涉及中小学校建设、平民宫建设、 市政沟渠改建、 模范住宅区土地招领等， 已不仅仅关系到工务局一个部门， 市政厅下设的卫生、 教育、 财政、 公用等六个行政部门紧密配合，才使得多项城市改良计划可以同步推进。 例如在渠道工程的修建中规定： “工程不满五百元者， 由卫生局办理。 五百元以上者， 由工务局办理。”^[15]可见， 多个部门相互配合之高效。(www.xing528.com)

其四，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保障改良计划的实施。 当时的广州市财政经费十分有限， 但这并没有阻碍市政工程的建设与实施， 工务局采取了税收、 征收费用等办法， 借用社会力量， 解决资金的困难。 例如， 开辟观音山公园(即今越秀公园)， 即是通过划定观音山住宅区的办法， 招领土地而获得建设资金； 越秀山体育场的建设则是市政府召集成立团体组织委员会， 市政府先筹款一万，其余建设经费则由各委员向社会各界筹集^[16]； 对于新辟道路的建设费， 则向道路两侧的业主征收筑路费， “其筑路费， 因其地之繁盛冷淡贫富而异”^[17]， 如东山一带田塘白地每井征费一元五角， 房屋面积每层每井征费二元， 沙基一带门前宽度每英尺则征收十五元等等。 工程竣工之后， 市工务局会同商会编写筑路征信录， 将筑路原委、 经费开支名列其中， 并分发给街坊民众， 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以获得民众的积极支持。 程天固在《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 的结论中总结道： “市政府为地方之政府， 其一切支出， 自应以地方建设为前提， 尤应以市民福利为依归， 故市政府之预算， 只能量出为入， 而不能量入为出也。”^[18]工务局恰到好处地安排了建设资金的来源， 有的市政建设完全须由政府承担， 有的则由政府部分出资进行引导， 有的则充分调动社会资金的介入等等。

事实证明， 城市改良运动使得广州的城市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其城市改良的实践成为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新的革命市政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