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改革的致命一败

自1947年2月实行经济紧急措施后，国民党的财经政策便由相对自由回复为严格管制，并动用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如成立金融管理局（1947年12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1948年1月），暂停一切贷款（1948年2月）等，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收支不平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无论何人采用何种方法，都改变不了赤字财政的现状，结果只能是钞票越印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法币的支付功能已经丧失。也曾有人主张进行币制改革，但如何筹措相当于数亿美元的币改资金成为难题，兼以币改牵涉方面甚多，当局难以决断，故一拖再拖，未能实行。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据财政部长俞鸿钧的报告，1948年上半年预算收入58万亿元，支出96万亿元；实际收入80万亿元，支出340万亿元，赤字率超过3/4.其中最为浩大的是军费支出，正常预算和特别预算相加，超过了预算总额的70%。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以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目增长，从而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为了平抑市场乱象，遏制涨风，7月初，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决定，检查交通运输、行庄业务和仓库存货，奖励告密检举，并将“投机取巧”的违法奸商送特刑庭处理，但仍无法遏制物价的上涨。米价从1月的每石150万元一路攀升至8月中旬的5833万元，金价每两超过5亿元，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国民党也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1948年5月新内阁成立后，币制改革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指令下属提出的币改方案，认为在内战继续的情况下，不宜作根本改革；建议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前提下，发行关金券，作为买卖外汇和缴纳税收之用，以暂时稳定收入。但这个方案无法解决法币发行的极度膨胀和支付功能的急剧萎缩，因此为王云五所提废除法币、另用新币的激进改革方案所取代。

币制改革的主要策划者王云五为无党派人士，1946年5月出任经济部长，成为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象征之一。翁文灏内阁成立后，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自国民党当政后，财政部长的职位一向为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禁脔，直至抗战后期才改换为俞鸿钧。王云五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素无瓜葛，此次出任财政部长，颇出外界意外。新官上任三把火，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为一团糟的财政金融下了剂猛药，但结果不仅未能挽救病入膏肓之财政金融，反使其因此猛烈一击而至奄奄一息之境。

王云五上台后，认为“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但是他也认为：“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他拟订的币改方案，以废止法币、改用新币为主要内容，期以强力手段管制经济，一举扭转危局。7月7日，王云五将方案交给行政院长翁文灏，次日，翁、王请见蒋介石，得蒋首肯，令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和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等共同研究改革方案。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币制改革已不容再拖，否则更难以进行，决定以金管理本位为基础，废止法币，改发金圆券，与黄金挂钩，但不能兑现。为避免重蹈法币之覆辙，王云五坚持新币发行应有十足准备，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量。但讨论的结果是，将王原拟发行9亿元的计划改为20亿元，同时将现金准备由3亿美元改为2亿美元，预示金圆券前途之不乐观。王云五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和出版商人（他以发明四角号码字典和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知名），因其成功而养成了固执的性格，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又缺乏财政金融专门知识，所拟币改方案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本身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再者，作为党外人士，王云五对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之复杂缺乏认识，以为只要有蒋介石的支持就可以大胆做去，结果铸成其在币制改革中的失败命运。

7月29日，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和外交部长王世杰等，讨论经济形势，决定从速实行币制改革。此后，王云五在不使外人与闻的情况下，极为秘密地进行币改操作。8月19日下午，王云五向国民党中政会报告币制改革案，称其目的为稳定物价，安定民生，控制金银外汇，平衡预算收支，结果获得通过。当晚，行政院会议通过此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主要内容为：（1）金圆券1元含金0.22217克，折合法币300万元；发行以20亿元为限，十足准备，其中40%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为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财产，由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监督；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告发者给予没收资产的40%作为奖励。（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废止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办法；禁止罢工和怠工。此次金圆券发行的现金准备（金、银、外汇）为2亿美元，非现金准备（敌伪产业与国营企业资产）为3亿美元；金圆券与黄金、白银、银币和美元的官方比价为：黄金200元1两，白银3元1两，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元1元兑金圆券4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行政院于22日成立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由著名金融家李铭任主任委员；又于25日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为俞鸿钧，蒋经国协助，天津区为张厉生，王抚洲协助，广州区为宋子文，霍宝树协助。为了督促币制改革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俾此重大措施迅收最良效果”；“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同时，蒋介石发表书面讲话，希望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因袭法币贬值时期的作风，操纵新币，为投机垄断的工具，以危害其信用，那就是破坏我全国人民的生计，也就是我全国人民的公敌，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视同卖国的奸匪，予以严厉的制裁。”翁文灏则在致各省市政府电中提出，对违令者除予行政处分外，并将依“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将严重者移送特种刑庭严加惩办。“奸匪”、“制裁”和“特刑庭”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此次币改的有关文件中，说明此次币改不能完全以经济行为视之，而是自始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迫性，是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并以全力推动之。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表示此次改革有充分准备，且具有最大决心，希望各界拥护政府决策。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应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设立了检查委员会（委员蒋经国等）、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刘攻芸等）、物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吴国桢等），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亲民“新政”，小试身手，颇有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他已经因在青年军任职而有了军界经历，因东北外交折冲而有了外交经历，因党团合并而有了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他所缺乏的经济历练和在全国性政治舞台的亮相，都将因此而集于上海经济管制一役之中。何况，派他到上海督导经管，不乏蒋介石培养其接班的长远考虑和良苦用心。这样，蒋经国上有“太子”身份和尚方宝剑，下有基干队伍和一套做法，内心有事业冲动，外界提供其表演舞台，名为协助，实为主管，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此次币制改革的重头戏，一是发行新币并回收金银外币，二是严格管制物价，而前者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又视物价能否稳定，以重建市场信心。此前上海多次物价管制的失败，使一般人对此次物价管制也不抱什么希望，也使蒋经国身感压力之大与负担之重。蒋经国提出：“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他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他坦承“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但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金钱的诱惑，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他的言论最能吸引市民关注的是，他在上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声称“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蒋经国以“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为其基本工作干部，并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下辖12000余人的20个大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还决定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同时在每周二和周四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28日，他指挥“戡建”大队检查上海商家与厂家，共查封纱布120件，扣留黄金2000两左右。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妨害“戡乱”、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以示对投机奸商和贪赃官员的警告。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做法起初得到了部分市民的认同，因为他们手中的金银外币无多，更希望物价稳定，过安定的生活。币改之初，曾经一日数变的价格在严格管制下得以基本稳定，加上政府的强力宣传和运作，使得金圆券的兑换情况还算理想。金圆券首发的23日，上海收兑的金银外币约为100万美元，3天共收兑6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贡献，甚至在短时间里出现排队兑换的情况。

金银外汇的大头主要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他们对币改的态度显然有相当的保留，大多数人起初并未按规定兑换金银、登记外汇资产，而是在观望之中。上海因其经济发达而成为当时中国有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其中不乏颇具实力的经济金融资本集团。他们对国民党当政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曾从中获取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的关系在战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压缩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使他们满怀怨言；因为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转，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治国能力产生怀疑；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不以市场通行规则，而是利用特权，以权势操纵经济，也使他们啧有烦言。他们已不似过去那样对国民党有求必应，从政府几次推销公债情况的不理想，即可知他们态度变化的大致端倪，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正在疏离之中。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后，登记外汇、严控物价的诸项规定，使他们的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且他们深知，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币改几无成功可能，交出金银外汇只能是有去无回。因此，他们纷纷以软磨硬抗对付币改，而国民党继之以逼迫和威胁的手法令他们就范，更使他们大起反感与不满。

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上海闻人杜月笙的二儿子）、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同时对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超、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其后，杜维屏和荣鸿元均被判刑6个月，并在处高额美元罚款后，准许交保释放。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并且觅保具结，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上海。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辞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的座上宾，杜月笙更是在1927年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9月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党部的演讲中，指责上海资本家“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乃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以本星期三以内，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行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蒋介石还要俞鸿钧查封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原因是蒋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提议向政府交出1000万美元出自该行董事长李铭的主意，是为了应付差事。李铭后通过上海市长吴国桢向蒋说项求情，才得无事。作为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李铭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此次币改还担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对蒋氏父子如此不留情面，几近于明火执仗地攫夺他们辛苦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资产深感失望，稍后即辞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准备另谋出路。一叶知秋，李铭的动向预示着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态度的重要变化。(www.xing528.com)

迫于当局的高压，上海各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外汇资产向中央银行登记；上海市工业会也在理事长杜月笙主持下决定，通知各会员工厂将所有金银外汇一律缴存中央银行。实际上，这些登记外汇多数并未被没收，在放松金融管制后又陆续归还了所有者。真正使上海民营工商业遭到重大损失的是关于限价的规定，因为物品的生产或进货成本超过了限价的价格，按限价出售必然亏损。据估计，在限价期间，棉纱业售出棉纱5万件，布数10万匹，总值金圆券5000万元，其中申新系统的损失约占1/10；毛纺业因出售损失金圆券2000万元；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全市工商业总计损失约2亿元，折合100万两黄金。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3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科1000元以下罚款。此令公布后，工商业均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麇集，因此上海市场的销售一度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尤其是棉纺织品被抢购一空用以保值。这样，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购买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的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冲击着限价的规定。

9月30日为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金圆券共发行95675万元，其中用于收兑金银外币约6亿元，收兑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约5000万元，进出口结汇及侨汇约8000万元，其余22000多万元为国库及其他业务支出；共计约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圆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但此时已有征兆预示币改前景的不容乐观。一是财政部于10月1日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之预期，而且使当局再一次失去了信用。10月以后的收兑数甚少，10月全月不过收兑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圆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尚不及此前兑换数的零头。二是自10月初起上海出现抢购潮，尤其集中在便于保值的棉纺类商品，甚至连以往购买者不多的高级毛呢料及其制成品也成为抢购对象，迫使市政府决定凭身份证或户口本购买物品。强令限价本来便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造成抢购，动摇限价。面对此种情况，蒋经国认为不能轻易变更政策，影响政府信用，仍然坚持以行政手段和高压措施严格管制，维持限价；他还决定将物资检查扩大到沪宁、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物资外逃，并使用军警力量扑灭黑市。

平心而论，蒋经国在上海以“打虎”自诩，虽不无以此立威、获取政治资本的考虑，但其表现“亲民”，从宣传到行动，起初颇令见惯了国民党官僚做派的上海市民有耳目一新之感。小蒋承认管制物价“相当困难”，但是“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而且口称“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经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他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和社会闻人，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所以有不打“老虎”专打“老牛”之讥，不足以真正威慑豪门巨富；他自恃其来头，撇开原有行政官僚体系，自行其是，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生态中引起许多矛盾，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他依靠“戡乱建国”大队任意查抄物资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再以辞职表示不满，其他人亦是冷眼旁观者有之，盼其失败者也不乏其人，以至他有“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之感叹；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行事有操切鲁莽之处，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消失。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事件而使蒋经国之“打虎”遭遇重挫。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大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令不少人为之失望，所谓“党国”前途不问可知。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打虎”“美名”不破而灭。他承认：此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崩溃”的日子确实已经不远了。自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明显不足，商人为避免损失而更加惜售，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亦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已经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10月10日，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后回国，与他20天前离开时相比，形势已今非昔比。王云五认为：“经济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压力如过分行使，或行使过久，势必引起反抗。……此种反抗，在政府强有力之时，还不致过分强烈或逾越范围，但政府威信如有丧失，则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响强施重大的压力，则人民之反抗力势必超越范围，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提议调整物价与工资，预结部分外汇以维持金圆券信用，但未得同意；而“国防费之不断追加，均以军事重要为词，急于星火，拒之不可，许之则负担并重”，“实为致命之伤”。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说：“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和“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离开了上海。

金圆券的起始发行数量是3亿元，但到10月底已经发行了16亿元，接近20亿元的限额。进入11月，限价被取消，金圆券发行数额便无法控制。11月10日，央行总裁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现在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稍一脱节，深虑贻误；而金融市面，以物价高涨，需要亦多，长此以往，超出限额迫在眉睫。”他要求“必须立予解决”。次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适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币改的主要设计者王云五也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提出辞职，可是谁都不愿轻易再接这个烂摊子。11月7日，蒋介石只好致电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称：“王财长坚辞，以情势论，实无法再留。此时只有望兄兼任财长，期度难关。……此时最急者为先任命财长，使财政经济急务可以如常进行，不致以无人而中断也。”但俞鸿钧不愿再为冯妇，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被说动，于11月11日接王云五任，使财长职位不至空缺。此后，行政院长翁文灏亦因“币制改革完全失败”而请辞，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11月20日是法币收兑的最后期限，因为收兑点和兑换时间有限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至17日估计共收回法币235万亿元，占发行总数的35%,东北流通券13000亿元，占发行总数的41%,共计兑出金圆券8287万元；估计最终仍有1/4左右，即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折合金圆券6000万元或黄金30万两）。收兑的金银外币总数约为19000万美元，约占国内全部保有量的1/5，其中大部分为普通百姓所兑换。无论是部分法币最终未能收回，还是金圆券兑出后的急剧贬值，都是当政者对民众的盘剥。素有民间舆论风向标之称的《大公报》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上海工商业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例而已。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官僚豪门并不因币改而受损失，“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还可借此发一笔“国难财”；资本家大户受了相当损失，但他们毕竟有一定的承受力；真正在币改中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的仍是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以历经艰辛而积存不多的金银外币换回的几张金圆券，因急速而剧烈的通货膨胀转瞬即成废纸，他们的所有家当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尖锐地批评了币改对百姓的盘剥：“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国民党进行此次币制改革，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法币濒临崩溃，不改无以为继；其次是财政一筹莫展，可借币改获取硬通货，以民间资金支持战争；再次是稳定后方经济形势，并将有产阶级拴在内战战车上。但是，不仅外界普遍不看好币改前景，认为“如内战不停，财政收支绝对无法平衡，则通货又将继续膨胀”，币改即为换汤不换药，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币改时机与成效也有不同意见。长期主管政府财政金融，但时已不担任实际职务的孔祥熙认为，币改“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因此对国民党而言，此次币制改革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所谓不改革是拖死，而改革不过是速死。总之，此次币制改革不仅未能挽救经济的崩溃，而且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中彻底失去了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了无论谁当政也较其为好的再糟不过的政权，其垮台已经指日可待。

对于此次币制改革给平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当政者也不能不承认。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演讲时，对于民众“将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银和外币，缴兑金圆券，现在因为物价波动，因而遭受财产的损失”而“特别表示遗憾”；同时，表示“政府一定要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置，给予他们以安慰”。所谓“安慰”，就是在11日公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重新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19日，财政部发布公告，规定凡定期存款满一年以上者，可在到期时兑取金银，但限三个月存兑一次，每次存兑金额限黄金一两。22日，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汉口、天津、北平7城市首批办理金银存兑。因为办理单位少而兑取者众多，场面十分混乱，几至失控。12月23日，上海发生挤死7人之惨剧，黄金存兑因此暂停。在增加存兑所、加收平衡费之后，1949年1月5日，金银存兑又在上海和南京恢复。至1月16日，共兑出黄金48.6万两，银圆644万元，大约相当于币改期间收兑黄金银圆总额的1/4左右。1月16日以后，金银存兑又改为发行200万两黄金短期公债，直至5月20日最后停发。不过，平民百姓在币改中所受之损失并不因此“小恩小惠”而弥补，此等出尔反尔之规定，更凸显政府之朝令夕改、不守信用，除了增加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感之外，对于挽回民心毫无作用。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之军事重镇、山东省会济南失守；接着，国共东北会战以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东北地盘于11月初尽失，全盘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此时已不能不作退守台湾海岛的准备，保留更多的金银外汇硬通货，已经成为币改的重要目的，甚至不再被轻易用于前途无望的战争。11月底，蒋介石下令将币改中回收库存上海之金银外汇转运台湾。12月1日，774箱共2004459两纯金自上海起运去台。直至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还从中央银行提走黄金19.2万两、银圆147万元。当月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金有2294207两。这些金银对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稳定经济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蒋经国所言：“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之快更是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至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夕，1949年5月24日，金圆券发行数达到了679459亿元，再加本票145706亿元，共825165亿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1000余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为1948年9月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5月的最高米价为1石3亿元，黄金1两兑价接近50亿元，美元1元兑价超过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圆、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解决支付问题，2月25日颁布《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军事费用以银圆为标准计算，军粮和军服以实物计算，进口税以关元计算（1关元合0.4美元），货物税中的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改征实物，这意味着国民党政府也不再承认金圆券的价值。1949年4月中共大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域不断缩小，金圆券的使用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重庆的金圆券价值惨跌至15亿元才能兑换银圆1元），“各地民众多以旧时银圆及其他硬币为交易媒介，或实行以物易物，各国营事业及税收机关亦多拒用金圆券，改用硬币”。金圆券还未及被正式废止，就已经变成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