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武汉后，日军便在武汉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伪宣传机构先后颁布了《武汉特别市政府管理出版物条例》《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取缔不良图书办法》等文化统制法规，强化奴化宣传，严厉禁止一切反日言论。1941 年10 月，日伪政府对全市各书摊、书店举行了一次检查，共焚毁“不良图书” 27000 册。1942 年4 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查，焚毁“不良图书”4190 册。[28]该项活动此后又进行多次，以防止反日图书的流通。此外，市民安装无线电收音机也必须到当地警察机关登记，并对机器种类、收听频率、频段、安装地点均作详细说明，防止市民收听重庆国民政府和其他具有抗日思想的广播。
报刊方面，日伪在武汉沦陷时期先后出版报刊30 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为《武汉报》和《大楚报》。《武汉报》由日军报道部直接控制，资金充足，发行渠道较广，印刷质量也比较好，号称汪伪政府宣传部旗下五大报之一，主要内容是为日军侵华活动和汉奸政权投降卖国的行为张目，宣扬“日华满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新闻方面侧重对日军战事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对于日伪政权的各项殖民政策也有较多评论。《武汉报》还辟有《涛声》《游艺》《社会风景线》等文学艺术和社会问题专栏。文章大多是向日本献媚的谀文以及诲淫诲盗的社会花边新闻，以此哗众取宠，增加报纸销量。《大楚报》创刊于1939 年3 月6 日，为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机关报。与《武汉报》相比，《大楚报》相对侧重于国内和武汉地区的新闻报道。对于伪省市政府的经济统治政策、物价指数以及社会救济方面有较多报道，也刊登一些具有学术意味的论文，讨论所谓“中日文化建设”等汉奸文化问题。其副刊名为《楚风》，多刊载文学作品，以生活小品文为主，有时也能反映一些下层民众艰苦的生活，文体形式较《武汉报》活泼多样。
图8-10 《武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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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武汉报》和《大楚报》外，沦陷时期武汉地区的报纸还有《江汉晚报》（武汉青年协会主办）、《江汉日报》（武汉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办）、《武汉大陆新报》（日文，日本人主办）、《晴川民报》（伪汉阳县政府主办）等。
综合性期刊方面，发行时期较长的有大楚报社发行的《新生》半月刊，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发行的《两仪》月刊和伪汉口市政府发行的《汉声》月刊等。这些刊物多为配合日本殖民统治而做，主要内容包括“东亚和平运动”“东亚同盟”“大东亚共存共荣”及日伪政府活动等。
文艺期刊方面，发行较长的有《文艺》《武汉文学》《译丛》等，办刊的主要宗旨是鼓吹“和平文学”，以与“抗战文学”相对抗。[29]1943 年，武汉文坛出现了一股文艺青年创办刊物的热潮，小型文艺周刊如《火炬》《绿洲》《奔流》《新中学生》《孝感文艺生活》等纷纷涌现。这些刊物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文化青年想突破沦陷区单调的一元文化，突破日伪文化禁锢的欲望。但这些刊物的创办者多为中学毕业生，文笔较幼稚，加上受奴化文化的影响较深，缺乏独立的精神，大多只出两三期便无以为继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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