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推出：为何受到抵制？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以富国强兵为直接目标的。自太宗以来，宋军屡次受挫于辽，神宗志切复仇，而想要用兵，就需要有充足的军费。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思路非常清晰：内政与边事二者之间，先修内政，后图边事；内政之中，首在理财，缓解财用的不足；理财之方，以农业为急，抑制兼并之家，将利益收归国家。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范仲淹是从整顿吏治入手，王安石则是从解决财政问题入手，切入点是农业、农村和农民。

从内容看，新法大致集中于富国、强兵、教育三个领域。富国方面，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的施行，更戍法的废除和军器监的设置等；教育方面，有变科举、兴学校和《三经新义》的纂修颁行等。从熙宁二年开始，当年就有四项新法颁布，后来历年都有新法推出。在王安石看来，可能觉得各项新法是相互配套的措施，缺哪一项都会影响最后的效果。但新法推出过快，也给地方上带来很大压力，有人抱怨“数十百事，焦举并作”，这条新法还没明白，下一条又已经颁布。所以变法在基层遇到很大阻力，与密集的推出方式不无关系。

很多新法措施意在解决农民疾苦。比如募役法，本来是针对差役法的弊端而求改革的新法，改过去轮流充役为官府募人代役。原本应该承担差役的人向官府交钱代替服役，交的钱称为免役钱；以前可以免役的人户也要减半纳钱，交的钱叫助役钱。募役法的实质，是把役的负担从人头转移到资产上，将过去按口征、按丁征、按户征的征派原则，转变为按田亩、资产征派，这样的原则更加公平，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它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是一大解放，农民只要出钱，农事可不受影响。

然而在募役法下，官员、坊郭户等原来有免役特权的人不免蒙受损失，因此它遭到了士大夫、商人等上层社会的反对。熙宁四年（1071），围绕募役法，神宗与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了一番争论。冯京批评募役法使各地百姓极为劳弊，神宗反驳道：“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支援冯京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反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脱口而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后人多援引文彦博的话来论证宋代士大夫执政主体意识的提高，可从文彦博的本意来看，可能他并没有想得那么长远，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而已。(www.xing528.com)

新法虽意在惠民，但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致使很多法令事与愿违。比如，青苗法推行时就发现，在基层，真正穷困需要借贷粮食的百姓可能最后无力归还，有能力归还的富户并不想借贷。地方官都希望仓库中的粮食越来越多，因此他们会强迫富户来借贷，真正穷困的百姓来借时又不愿意给。身在庙堂的王安石发现，情况并不像他在鄞县为官时那么简单。

负责推行新法的官员的素质和操守，对于改革的效果和成败也有很大影响。王安石所任以推行新法的官僚们，多半不关心王安石的理想，而只汲汲于追求势力与特权。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参知政事吕惠卿，几乎参与了新法全部的规划与实施，却密令江南富裕之地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知县，以四千贯的低价购买同县富民的田地，同时役使县吏为其管理庄园。南宋初，刘才邵称这种凭借官僚公权力背景致富的方式为“倚法营私”，真是十分适切。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富国强兵，却为一些官员打开了借法致富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