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军旅舞蹈,宁夏艺术史

明朝建立之初，因战略需要，曾将宁夏平原百姓悉迁至关中西安，陆续将齐、晋、燕、赵、周、楚之民移居宁夏，来了一个人口大换班。宁夏的新居民在朝廷提倡下，开渠修坝，稼穑耕耘，出现了“千顷良田凭富足，万家编户获安居”（《嘉靖宁夏新志》）的局面。经济富裕了，生活安定了，黎民百姓对娱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劳动之际，夯歌四起，“漫听康衢歌击壤”“且闻击壤歌”，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元旦之时，“土牛彩燕送春来，淑气初回。正是太平时节，万方歌舞春台”；除夕之夜，“鼓角数寒更，香袅灯明，笙箫沸鼎杂歌声”；征战归来，“儿童竹马拜征鞍”（《嘉靖宁夏新志》），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宁夏新居民的歌舞文化新貌。从《嘉靖固原州志》“元宵节城中各门户皆悬灯，玻璃纱绢有别，各乡有社火秧歌，铁行有打铁花之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把宁夏歌舞艺术泛称“社火秧歌”在明代已形成，至今，宁夏人仍将每年春节娱乐时表演的各类民间歌舞统称“耍社火”。而“打铁花”的风俗在宁夏更是多不胜举，此风俗在中宁等县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宁夏民族民间舞蹈中尚有赴扬州“观灯”的内容，当地人说：“到扬州是走亲戚。”此言验证了宁夏有不少扬州移民。明末清初，青铜峡广武人曾自筹资金派戴志孟、张贵、杨益民三人（祖籍扬州）先后两次赴扬州专学扎灯技艺，此地的花灯从此闻名遐迩，不但有供赏的“桥灯”“九莲灯”“阁楼灯”，而且戴志孟等人受到扬州民间舞蹈的启发，创立灯班，自编《降福灯》《小花灯》等灯舞，此事在广武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人口的更新带来了舞蹈文化内容的更新，外来舞蹈在宁夏山川扎根，直接影响着宁夏舞蹈的风格与特点。

与此同时，军中的“鼓舞”在宁夏也十分时兴。明太祖为防止蒙古军的侵扰，在北方防线共设九个军事重镇，统称“九边”，宁夏与固原占两边。戍边之地，战事频发，军队靠擂鼓鼓舞士气，将帅靠击鼓运筹作战，故督战之鼓声、冲锋之鼓声、欢庆之鼓声不绝于耳。《嘉靖宁夏新志》所收的边塞诗中有较多对鼓的记录：“细柳营中听鼓鼙”“鼓吹喧阗战士欢”“风外钲鼓动，霜前剑戟明”“大鼓小鼓填”“风传鼍鼓填”“鼓鼓万声和”等。将士们的喜怒哀乐和鼓联系在一起，不但鼓的使用率惊人，而且鼓的品种多样，有大鼓小鼓之分，鼙鼓鼍鼓之别，宁夏的鼓舞相当壮观。现遗留的《八桶鼓》据说原系军中鼓乐。现大部分鼓舞虽已失传，但旧时部队“画图八阵羽毛森”似的阵式，在宁夏民间舞蹈中随处可见：有用旗布阵的，如《中卫龙舞》；有用人跑阵的，如同心《跑场子》、彭阳《跑场子》、中宁《隋朝秧歌》等，这或许是战斗中摆阵的延续。

除鼓舞外，还有健舞、剑舞和弓舞，宁夏诗人的诗作中多有记载：“健舞斑丝槊，双弯神臂弓”“停君舞宝剑，听我弹唱琴”（《嘉靖固原州志》）等。边人在闲暇之余挥剑弄弓、健身自娱的悠然场面跃然而出。朱元璋登基后，将其子孙册封全国各地，第十六子朱栴封在宁夏。朱栴在银川南薰门内修建了庆王府，府内设施编制一应俱全，设有典乐编制，专配二十七户乐工，于城郊等处建有“舞榭歌楼”供达官显贵们消遣，反映出歌舞艺术在上层阶级的繁荣时兴。

清代纂修的各县志书中，记录的有关风尚习俗（如以戏酬神、祭春牛、敬土神等）和民间歌舞形式（如《高跷》《竹马舞》《抬轿》《秧歌舞》等）至今仍是宁夏各地社火队的主体节目。《隆德县志》（清康熙版）载有为送县令离任，儿童舞竹马相送的情景。1926年重修的《朔方道志》中还描绘了清代社火队中的一些角色及表演形式：“上元前后四五日，以人装土地神，或五色花脸，或高脚，又装一妇人手持扫帚，鸣锣开道，游行街道，名曰‘社火’。”“高脚”即高跷，“五色花脸”和“手持扫帚”的妇人乃是今天各社火队中必不可少的傻小子和麻老婆，“游行街道”即沿街进行表演。而“社火”之称谓，与《嘉靖固原州志》的记载完全一致。全区现存的许多民间舞蹈的渊源、沿革，大多可追溯至明、清两代。据传，清康熙年间，宁夏平原风调雨顺，黎民百姓居有定所，食可果腹。因而，吴忠金积逢春节时，各堡社火队便齐集城镇进行表演，由官府评判优劣，并封赏前三名。获封赏队格外吃香，商家、富豪纷纷邀请表演，贫困人家亦合伙凑份子“相邀”。以此推测，社火队沿门子表演之习俗，在清康熙时已形成，并延续至今。到了清乾隆时，又是在金积镇的龙王庙，借庙会之际举办了“赛龙会”，据说声势空前。从以上传说中可窥见，民间社火的表演早在清代已与民俗活动紧紧连在一起。由此可见，宁夏的民间舞蹈大约在明清两代已基本定型，并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虽有少量舞蹈失传，但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

另外，与民间舞蹈相呼应的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由当地乡民自编自演（或由江湖艺人传授）的地方小戏。这些小戏融歌、舞、乐、说为一体，大多表现扬善惩恶、歌颂爱情、祈福禳灾等内容。歌舞相融是其主要的表演特点，有些小戏倘若离开舞蹈便不复存在，许多优美的舞姿、舞段已成为地方小戏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www.xing528.com)

据考，民间小戏明代时在宁夏已初见端倪，明万历十三年（1585）三泉殿（在今隆德县山河乡）落成举办庙会，便有当地人根据本地流传的民歌小曲编演故事，在庙会表演，以敬神娱人，此乃宁夏民间小戏之滥觞。开始以坐唱为主，逐渐发展成载歌载舞的民间小戏（俗称“地摊戏”），久之，演戏酬神渐成风俗，许多庙里都设有戏台子。明嘉靖年间成书的《固原州志》还载有迎神、送神诗，《宁夏府志》等清代编纂的志书中皆有以戏酬神的记载。最初，地摊戏仅限于庙会表演，专为酬神，后逐渐发展到农闲、春节、元宵节时，在庭院或街边表演以自娱自乐。清代至民国年间，陕西、甘肃有更多民间戏班和流浪艺人进入宁夏游演，当地人积极效仿，民间戏班遍及宁夏全境。有些戏班子还并入社火队中，既耍社火又演戏，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表演，现今，六盘山区的社火队仍沿袭着社火、地摊戏混合演出的传统。

谈到清代的宁夏民间舞蹈，就不能不涉及宁夏的戏剧，因为不少民间舞蹈都被吸收到戏剧表演之中。清代是宁夏戏剧兴盛发展之时期，定居在银川做生意的外地商会（如山西商会、陕西商会等）及天津十大洋行的商贩为了缓解思乡之情，纷纷出资请家乡戏班赴宁演出，一时间，秦腔、昆弋腔、京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连同原有地方小戏在宁夏各展风采。由陕西传入的秦腔经当地艺人的再发展，遂成为宁夏主要的地方剧种。不少秦腔传统戏中吸取了整段的民间舞蹈或绝活儿为其刻画人物、展现情节、烘托气氛服务，而进入戏曲的原舞蹈名称并未更改，如《五雷阵》中的“打麻鞭”、《太和城》中的“撒麸子城”，《月光带》中的“月光带”，还有给人以神秘感的“打火彩”等。如今这些被吸收到戏剧中的舞蹈在各地的民俗活动中依然流传着。

孔子创立的儒学被历代统治者推为治学育人的纲领，历代生息在宁夏的各少数民族也多崇尚儒学。然而，各少数民族又念念不忘弘扬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因此，明代以前的宁夏，儒学并未占主导地位，祭孔活动亦无史料可查。从现存各地方志记载来看，建孔庙祭孔的活动兴起于明，盛行于清，祭孔的乐舞在清代至民国达到高潮。在孔庙内设坛祭祀时所用乐器，琴、瑟、箫、笛、笙、埙配备成套，各样的编钟、编磬设置齐全。于明代正统八年（1443）建筑的中卫县文庙学宫，经明代成化、弘治、万历、嘉靖，清代康熙年间多次修缮扩建，颇具规模。乾隆年间，县令黄恩锡亲自组织文庙祭孔活动，当时庙内所设祭器（包括舞器、乐器）俱全，然不谙其“之用应实何物”，故详考典籍，遂规定了本朝祭祀规模，并将祭器名称、数量、用途、排列等编成文、绘成图载入《中卫县志》（道光版）保存下来，当时所用舞器有“节二杆，连穗座二个，翟三十六件，龠三十六件，干一十六面，架一座，戚一十六柄，架一座”。由于朝廷令官的介入，祭孔活动愈演愈烈，到光绪年间进一步升温，《朔方道志》载：“舞器，旧用六佾，文舞。光绪三十二年升为大祀，用八佾，添武舞，木笏六，羽龠六十四，干戚六十四，麾一，旌节二。”宁夏府学、州学、县学招生时，专招有佾生（佾生为学宫、孔庙中担任祭礼乐舞者）六十四名（《宁夏府志》乾隆版）。《朔方道志》还载：“按，民国三年，经开会全体决议，佥以为崇祀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祭孔乐舞和烦琐的仪式结合在一起，其气势和水平非同一般。

清雍正三年（1725），朝廷派一支约五千人的骑兵驻守宁夏，在宁夏府（今银川市）东郊筑建“宁夏满营”。乾隆三年（1738），遇地震满营被毁，遂在西郊十五里处重建营地，称“新城满营”。满族人数虽少，但居住集中，仍保留着部分宫廷礼仪和歌舞，如朝拜、祭天地、婚宴佳节都要动乐以示庆祝。其中《花篮舞》《荷花舞》就是满营内常演的宫廷舞蹈节目。由于历史原因，满族人在语言、生活习惯、节令风尚等方面同汉族相差无几，每逢春节，满营的社火班子亦身着旗服鼓乐喧天地表演一番，其中《矮跷》的表演技压群雄。满族人出色的表演，深深吸引了与之相邻的汉族人，他们主动上门请教，并根据汉族人的审美习惯对服饰（不着满服）、动作进行改动，将学得的舞蹈命名为“花篮地班”，随社火队表演。后由于宁夏满营的解散，致使大批满族人流离失所，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各种民间走会和歌舞活动，使大量的满族舞蹈佚失。汉族社火队中的“花篮地班”也渐渐由主演退至陪衬位置，仅起打场子、伴唱作用，逐渐失去原有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