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河套被抛弃，成为蒙古的目标

明朝从开国伊始，便不断修筑长城。洪武时期，明朝为防御北元的反扑，沿太行山、管涔山、恒山的连绵山脉，构建关隘防御体系，形成了近边防御体系。为控制蒙古南下的主要通道，明朝又分别在大宁卫、山海关修筑了数百余里长的墙垣，在开平卫建立起烽堠通信体系；在东胜诸卫以东，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西南至山西老牛湾村，修筑了约三百里的墙垣。永乐时期，朱棣一方面在蒙古高原“五征三犁”，另一方面对武将们的军事能力十分担忧，于是在宣府、大同修筑了边墙。正统时期，明朝为防御兀良哈三卫南下，沿辽河套地区南缘，混杂大量木栅，修筑了很长的边墙。以上长城的修筑，虽然规模不小，但影响基本限于本地，未对其他地区和后世的长城修筑产生示范意义。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是否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是“明长城时代”的重要节点。

宣德以来，蒙古各部不断内斗，失利的鞑靼南下到阴山一带避祸，胜利者兀良哈、瓦剌尾随而来。三种势力沿着阴山，由东向西，在明朝边境不断奔驰。这个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片广阔的无人之地——河套。河套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河南地”，是黄河中游从宁夏到山西的河段所呈现的“几”字形区域。明朝人觉得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套子，所以把它改称为“河套”。河套由南至北依次分布着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虽然大部分地区不适合推广农业经济，但拥有广阔而茂密的草原，非常适合游牧经济。

河套原本是个极热闹的所在。秦汉、隋唐崛起于西北边疆，建都关中，西北边疆是北部边疆经营的重心。作为当时京师屏障的河套，更是军事经营中的重中之重。而匈奴、突厥等北方民族南下进攻关中，也以河套作为战略跳板。但伴随着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河套不复往昔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之时死亡，蒙古为了报复，大肆屠杀这一地区的党项族群。传说成吉思汗葬地在河套，元朝官方也在此祭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陵便建于此地。为保持这一地区的宁静，蒙古帝国在这一地区并未大规模设置机构。无论如何，元代河套一改数千年不断的农牧开发和战争频仍的局面，陡然进入了一段寂静的时光。(www.xing528.com)

明初先后定都南京、北京，皆远离河套，河套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中，只是偏僻的西北一隅，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历史脉络，对河套并不关注，基本是空置其地，仅在其北面设置东胜诸卫，守卫黄河以北。随着东胜诸卫的内徙，河套完全敞开在蒙古各部的视野之下。宣德以后，尤其是“土木之变”以后，蒙古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向东越过黄河，进攻山西地区，向西跨越贺兰山，进攻宁夏、甘肃，向南进攻陕北地区，从而在西北边疆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突破了明朝的整体防线，严重威胁了西北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了十分严重的河套危机。成化时期，蒙古各部内乱加剧，鞑靼各部为躲避内乱冲击，纷纷南下明境。与之前蒙古南下主要为抢掠物资不同，此时鞑靼各部南下，增加了躲避内乱的因素，因此滞留时间更长，从而重点向适合大规模游牧的河套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