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图存中，中国必须实现文化更新，文化自救才有前途。只能由中国人救自己，文化更新应该是中国民族大生命的延续。“我们固是要现代化，但不能把现代化转成为非中国化，把中国的一切都在现代中化掉了。”[27]中国文化自救的结果应该保证：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灭亡，仅剩下自然和血统意义上延续的中国和中国人。文化自救是保存中国的民族和生命，这是中国文化更新不能变更的常在。
中国文化自救，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据旧开新。钱穆指出：“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元气断了，生命绝了，灵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那绝不是顽固，绝不是守旧，那是生命延续之唯一原理。”[28]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统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旧”精神，是文化更新的前提和依据；中国现实中的旧病症则是我们变革的对象。中国文化更新的这种总思路和总原则，钱穆称之为“据旧开新”。
一味跟在西方文化后面跑，中国文化将永远都是旧文化。唯有从中西既有文化中，开出面向未来世界的新文化，中国新文化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新文化，才可能走在世界文化前列。相对于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中西既有文化都应当看作是“旧文化”。否则将西方既有文化视为新文化，视为未来中国将要建成的“新文化”，那么相对于西方又发展的文化，中国建成的文化还是旧文化，还是落后文化。钱穆从中国的救亡图存出发，论证中国该走的路是文化自救，是在中西接触中，调和新与旧、变与常、西与中，是据旧开新。
1.从救亡图存到文化自救：文化更新与文化自救
钱穆提出中国要救亡图存，就是中国的文化更生，就是中国的文化自救。所说的文化自救是指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坚持中国文化自主立场，坚持文化主体性，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盲从任何其他文化；二是找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病症，进行救治，调动传统文化的优长和资源，发挥新的力量；三是对比中西文化，找出各自的文化个性，吸收西方文化合理的因素。
关于中国文化自救，钱穆指出：
（一）中国问题该由中国人来解决。
（二）亦只有中国人始能解决中国问题。
（三）中国国运前途，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若由非中国人来解决这问题，将会愈解决，愈纠纷；愈困难，愈不易解决。否则，若由非中国人可把中国问题解决了，那中国也完了。若中国人不能把握中国自己的国运，则中国人也该完了。
……我所谓中国人者，乃指其受有中国文化陶冶之国人而言。此所谓受有中国文化陶冶者，乃指其在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生长而言。不识一字，不读一书，他也可在中国历史中生长，在民族中完成，此乃一种不自觉的文化陶冶。识字读书人，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文化，即是无异于否定了中国民族。他虽可不自觉的亦受有中国文化之陶冶，但在其意识上，则他不像是一个中国人，或可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人。在他意识上，他只愿由他来重新创造些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历史，新的中国文化，新的中国民族，也决非一日间所能创出。如是则在他之当身而言，他将不成其一中国人。他只在中国土地上生长，他与中国之以往，在其意识上漠不相关，而且含有敌意。……
我们脱离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我们只是飘萍浮梗，我们只是游魂散魄。[29]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要做彻底的调整和更新，但这种调整与更新不能从外部移植，必须要依靠中国文化内部的机制，钱穆称之为“更生之变”。“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娇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称之为尤要。”[30]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着力重建中国人对民族的感情和对国史的尊重，强调要在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泉源。
中国的文化更新为什么是文化自救，不是他救，钱穆首先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救的民族立场。文化源于民族的生活，民族性是文化难以抹杀的，任何民族学习外面的文化也都不得不民族化、本土化。钱穆说：
我们只能拿我来求变，不能拿变来求我。一切变，只能由我来变，先有了我才能变，不是变了才有我。那么今天的中国，也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变，要变成一个新中国，但只能从旧中国里面变出。不能由一个不是中国来变我们这个中国，不能把我们中国变成一个非中国，不是中国，或无中国。[31]
钱穆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别人身上，只想抄袭模仿西方文化来救自己，结果西方文化有种种病症还浑然不自知，也跟着走弯路。中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却凭空抹杀自己的个性，盲目地学西方。钱穆指出：
今天我们正该回过头来，从中国自己传统中来救中国。自本自根，自力更生。外边的不是不可要，但要来了该能加以调和。我不是说要凭着中国自己文化来排距外面的一切，这是不可能，而且不必要。我们该把中国文化为本，吸收外面其他文化。今天他们之间正苦冲突太多太大。我们吸收外面文化，主要在能加之以调和。这一调和，则非凭自己力量不可。……但忽略了中国的文化内力，自己的生命根本究在哪里？如何把自己的来调和人家的。[32]
钱穆提出只有坚持文化自主立场，实行文化自救，才有出路。
我们中国文化自救，首要含义就是确立中国自身，认识中国自己，自救求变之后的结果必须保证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所谓中国还是中国，不是单指地理上的中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性质没变。所谓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不是单指血统上的中国人，而同样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生命没变。求变不是中国历史的中断，不是传统文化的毁灭，只是中国本质力量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传承，中国生命的新延续，才是文化自救。钱穆认为，中国人不应相信在这个世界之外，另来一个超人，超出乎我们人类，而来改变我们的世界。同样，美国人、欧洲人更不是超人，既不能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维护普世价值道义，又心生好生之德，大慈大悲，救世道于危难，成为世界上贫困落后民族的救世主。
为了确立中国自身，钱穆通过提出几个问题来说明：什么是我，我是什么；如何是个中国，如何才是我们的中国，如何是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两眼只望前，把这几个关键问题丢掉了。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回答这几个问题，回答这几个问题的结果，必然是文化自救！“《中庸》上说：‘自诚明，自明诚。’自诚明是‘天道’，自明诚是‘人道’。”[33]先要有一个我，千真万确有一个我，我就有我的热诚意志，这是天道决定的。西方人攻伐中国城池，但改变不了我的生存意志，改变不了我明明白白的中国心。由“诚”中生“明”，人能明白自己是什么，产生各种人的智慧文化，只有人能做到，动物做不到，这也是天道。人类还能由明生诚，由人类明白的文化，维护自身，使自己还是真实的存在。中国人救亡图存，产生新文化，是自诚明；产生的新文化，回到我之不失为我，中国人不失其为中国人，是自明诚。取消中国人独立意志，取消中国民族生命的文化，不是文化自明诚，而是文化的自毁灭。要想使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新文化就必须是在旧文化基础上的新生长，中国民族就必须是从旧历史中的新延续。文化更新和文化自救绝不是新旧两截、新旧对立，绝不是历史的中断、文化的转换、民族的移植。但现今旧传统文化已然被破坏，中国新文化尚未建立。西方人自己都感到前途渺茫，“上帝”拯救不了自己，谁再来拯救我？何况根本没有所谓代表普遍真理的“上帝”，只有各自独具特殊性的中西文化。这正是当今中国重提文化复兴的缘由，恰也是钱穆文化观的深刻洞见。
钱穆文化自救观点非常深刻，对我们当代改革有巨大的启示。今天世界上最响亮的一个潮流，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等于欧洲化，不等于美国化，更不等于全世界各民族重新殖民化，再次沦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附庸。如果把中国的救亡图存、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是欧美化，完全接受欧美掌控的文化价值观，中国就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随后就成为欧美体系的一部分，那不是自救，是自杀，所有中国人将丧失生存依据，中国子孙后代也将无立锥之地。
2.从文化自救到据旧开新：新与旧、变与常
钱穆指出，文化更新必然是中西文化的调和，新趋势与旧传统的融化，中国新文化不可能在冲突与突变中产生。冲突与突变仅是历史与文化演进中一暂时的变局，不能持久。我们要创造新文化，但同时也不能没有旧传统。世界上任何存在都有时间的绵延，没有“旧”就是生命的中断、死亡、完结，也就无所谓“新”。因此，中国文化更新的结果，不在于仅有变与新的一面，中国文化更新的过程，不在于单纯的冲突、突变一端，中国文化更新必定是“据旧开新”。
第一，历史的新与旧。明天的历史是旧上加新，既不是有了旧不再有新，也不是有新不能有旧。
钱穆指出：“我们只能由历史接上时代，适应时代，不能把时代取消历史……便该懂的要接连着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自本自根，有自己的一套。要把历史来接上时代，千万不当凭时代来摧灭斩断了我们的历史。”[34]在批驳全盘西化论之后，他开始充分论述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关系，再从新文化与旧传统关系的结论中，说明文化更新与自救必须是从中国自己的旧传统中开出中国的新文化，最后得出他主张的据旧开新观念。他说：“不根据经验，或全无经验，则只有幻想、空想，不成为理想。”[35]今天我们生病了，该回头来看我们的昨天，不能说昨天之我病了，我不要，希望来个明天，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求变趋新，不该反历史。若把以往历史一刀切断，那是死灭，非新，亦非变。变与新仍蓄意根底，此根底即是历史，即是文化传统，即是民族之自身。只有从历史中求变，从文化传统中求新，从民族本身求新生命，仍只有在与古人通气之中救今人之再造。……活人仍必与死人通气，新历史仍必从旧历史中发脉。”[36]文化更新，改革旧的迈向新的，我们就该回头来看我们的昨天。
昨天是我们的记忆，明天是我们的希望，记忆是经验，希望是理想。理想一定要从经验中来，不根据经验，或全无经验，则只有幻想、空想，不成为理想。要看别人的新做法，也要看自己的经验和记忆，才有明天可望。反过来，我们“要一意向前，不问昨日问明日，才得称为进取。今天大家都讲进取，不肯讲保守。但进取是取你之所未有，保守是保你之所已有。进取尚在空虚渺茫中，而保守则是具体的真实”[37]。在时间无限、空间无限、万变无常中，明天究竟会是什么样，若要懂得自己明天的可能，就先要懂得自己的以往，即昨天。昨日旧我，只我自知，别人不知，是一真实的我，也千真万确为我所有。新的还没有来，明天会如何，我不知，但新的还只能从旧中生出来，只是在旧我上装新，“我要看前面一切新的，先要回头来记取我一切旧的。病在身上，病可不要，身不可不要。而且病亦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我要能记得，能知道，下面始有办法，还可有新来”[38]。所以我们要回头来保留我们旧的东西，守先待后，据旧开新。(www.xing528.com)
第二，文化的变与常。钱穆又从变与常的关系、中国旧传统与新文化的关系两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据旧开新是中国文化更新和文化自救的内在规律。
他先从哲学上辨析文化的变与常关系。变是由常来完成，常也是由变完成的，文化的变与常无法分割，任何文化都有常与变两个方面，文化之变是在文化之常中进行。生命时时在变，但生命本身还是他自己，不能变出这个生命之外，只能由它本身来变，“我们是中国人，但同时要适应时代。时代变，我们也得变。但千变万化，不能变成不是中国人。这是我要提醒诸位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民族理想。这也是一个大存在，是一诚，我们不能否定。如像埃及人，他们到后来失掉其为埃及人之真实存在了。今天的埃及人，已不是历史上的埃及人。希腊罗马也如此。即已失掉了他们以往的一切，由真实变成为虚无。更没有这一个民族与这一套精神。下边也就没有变，一切完了”[39]。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但变化的背后，还是那个孙悟空。我们要新文化的中国，但前提是我们还是中国人，不只是血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举例说，种子长出根须，是一变，根须是种子生命之内在演化，不在种子自身生命之外，根须的依据在种子，但长出根须的种子又不等同于种子原有状态。种子又由根须长出嫩芽，长出主干，长出枝叶与花果，都是种子生命的常与变。没法不要枝叶直接产生花果，也没法不要种子直接生出主干、根须和枝叶。
中国要救亡图存，要文化自救，第一步就是存留自己，要懂得历史，要懂得保留，然后再去考虑具体的拯救方案。存留自己，就是面对自己内心，认清历史，不能为了学习别人，而否定自己历史，只有对历史得失做细致分析，然后才能具体安排下面的每一步。其实西方人非常重视存留，美国有华盛顿铜像，有自由女神像，法国有凯旋门和拿破仑墓，英国有西敏寺和白金汉宫，他们的旧，我们学不来，搬不来，我们应当守我们自己的旧。钱穆指出：
我们第一重要之点就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等于一个人的记忆。人不能失掉记忆，等于一个民族不能失掉他们的历史。亡国先亡其历史，历史亡了，这个国家也快没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民族，先得破坏他们的历史。只要历史还在，纵在千辛万苦中，这民族还能奋斗、还能复兴。今天我们中国的最大病害，最大危险，就在我们对于自己以往的历史不看重，而慢慢地忘了，不知了，而我们又不自觉其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是我们一个羞耻，乃是我们今天一个不治的大病。[40]
虽然我们不是自己有意地遗忘我们的历史，可能是因为面对千年巨变的时候，一时心急，只往外看，渐渐地把自己看轻，以至于不愿看自己，最后彻底否定自己，自我否定的阴影将还留在我们心里。我们只有客观正视自己，理性面对历史，才能破除盲从，找回自信，看清楚真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找到中国自己要走的路，而不是丧失主体性，成为西方的影子。先面对中国的历史，再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钱穆称之为“据旧开新”。
第三，中国文化更新，在于调和历史的新与旧，文化的变与常。
钱穆认为从旧传统过渡到新文化，最根本的演进方式在于变与常之间的“融化”，在于新与旧之间的调和，他称文化更新的融合与调和为“据旧开新”。而这种“融化”的能量与“调和”的能力来自哪里呢？钱穆揭橥到：“惟调和力量，则必起于自身之内部，当从自己传统中求，不能向外求。”[41]如果某文化自己不具备消化吸收的能力，或者调和能力非常弱，那么这种文化就很难“据旧”开出新来，文化自救就难以实现，文化更新就变成文化中断和文化转换。救亡图存需要拿出力量来，“今试问中国自身力量在哪里？则只在中国之文化传统上。若自己文化无力量，中国早就不能存在到今天。若自己文化无力量，试问在从哪里去找自己的力量”[42]。“融化”中西既有文化的力量，自能从中国自身寻求，这也是“据旧开新”。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强大的融合与调和的力量，同时找到中西既有文化弱症，有针对性开出新文化，也还是据旧开新。“窃谓我中国人及中国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如得有济。一面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收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人之成其为中国人，与夫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及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然后能因病求药，对症下方。”[43]就如同治疗病人，病人的生理机能已经衰竭，无论如何给他输入营养，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再如给病人做器官移植，病人机体没有调节力和融合力，只有强大的排斥力和冲突性，那么手术不可能成功。
钱穆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冲突与调和两面，冲突随时都可能有，但关键在于能调和。我们用富于调和性的中国文化来接受富于冲突性的西方文化，可以把西方文化的冲突性方面化解掉，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性方面，终归是没有太多的冲突性。然而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探索中国文化自救之路，思想急切地从一边翻滚到另一边，眼里只有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心情太狂躁，没有细致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勇猛地践踏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分别性思维影响，使我们新文化重建一开始就陷入强烈的冲突中，中国文化原有的调和力量根本发挥不出来。正因为如此，钱穆要大声疾呼复兴文化，召唤民族精神。
3.据旧开新何以可能：生命力与中和性
钱穆依据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演进，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极大的中和性，据旧开新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中国文化更新、文化自救必须遵循的总方法和总原则。中国传统文化是大生命的文化，是长生命的文化。“可大可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广大地面上的农业文化类型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内倾型的心理气质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持久力，中和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调和力。这就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可以据旧开新、可以文化自救、可以文化更新的真正奥秘。
第一，中国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依据中西既有的旧文化，开创面向未来世界的中国新文化。
就历史来说，中国文化适应能力最强，是长命文化，最能开新。钱穆对比中西文化，指出：
希腊人、罗马人借尸还魂，跑进法国、英国人身体里边去，再跑进美国、苏维埃的身体里边去。也可说他们是一种短距离赛跑，中国则是长距离赛跑。他们是接力跑，希腊换罗马，罗马换英法，英法换美苏，不断有新的力量接上。中国人在长距离上只是一人跑，五千年跑到今天，还在那里跑，似乎有些疲乏，那是免不了的。此处正见中国历史文化之伟大。由四五千年之积累中，不断开新。在他们是拆旧开新。在我们是旧里开新。[44]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有秦汉大一统的开新；魏晋南北朝之后，有隋唐大一统的开新；五代十国以后，有宋代一统的开新；辽金元以后，有明代大一统的开新。清代的中国也仍是中国。中国正是老树根地深稳，能不断开新花、结新果，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能开新的文化，五千年一直开新到今天。中国文化精神最伟大处在于有大量的历史积累，在于有大量的历史开新，在于能调和各种新环境、新刺激，并积累了大量调和的经验。可见中国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
钱穆说，人类文化是外面存在刺激，人类加以反应，或说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挑战，产生的群体应付。如果刺激没有新内容，反应对付方式也没有新变化，文化就达到一个僵化的境界，处在无变化的停滞状态。文化经受外面挑战刺激最复杂、最多变，人的反应也就最活泼、最新鲜，这种文化也就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外面的挑战和刺激。相比较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所处局面最广，历史最长，所受刺激最多，中国文化的反应也最复杂最丰富，中国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与中和性。因此，中国文化能够实现文化更新、文化自救，能够实现据旧开新。
据旧开新，就是依托纷繁复杂的旧有文化，既要继承，也要开新。求变求新，一方面要据旧，面向旧，对旧的有清楚明确认识，认出哪些是病态，该变新，变新才有目标；另一方面旧也并非全然不对，也有适合自身某些特定现实情形，有该延续保留之处。开新必先守旧，旧是新的本体，古是新的根底，新只是一功夫，知变守常，才能稳步地变新。贵在由传统中求现代化，由历史来接上时代。
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自身的发展历程与结果，自然有适应特定时空之处，有其一定合理性。而今求变求新是针对当今之时空情形而言，无需用今天的标准来全盘否定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全盘西化论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那种对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是狡诈的，不真诚的。不能将新与旧、变与常、时代与传统在纯思辨中形而上地对立起来，任何现实社会都是具体新与旧、变与常、时代与传统的揉合。
第二，中国文化有极大的中和性，能够依据中西既有的旧文化，开创面向未来世界的中国新文化。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一向擅长于调和传统文化与新刺激关系，连接新与旧的两端，所以中国文化能够五千年自本自根，一线而下，传承不辍，可大可久。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近代百年里，对文化演进认识片面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对西方文化过度羡慕，致使我们走上了一条更为曲折的文化自救之路。中国历史长，刺激就多，积累就多，开新也多。因此，中国的文化更新，完全不必将传统与时代一刀两断，也不能一笔勾销历史积累，中国必定能够实现累积的经验与新生的刺激的再调和。
中国文化是内倾型文化，注重中和性，把常和变中和在一起。佛教讲无常，人生没有可以留得住的东西，世事无常，肉体生命痛苦万分，一钱不值，连家庭和一切其他世俗都不可要。基督教也认为世俗的现实世界都不是长久的，终究有世界末日，谁都逃不掉。中国儒家文化讲世俗人生的意义，强调人生在现实世界中要自强不息，要日新月异，讲人道的传承，让个人短暂的生命融入家族与国家的长久大生命，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国传统文化把变与常连在一起讲，中间用“化”字作中介，突变与恒常都是化的渐进方式结果。突变与恒常都是空名，化是实名。所以中国人讲变，必是以渐和化来标示，积化成变。即便是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与变更，中国人也是用“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之类的语词来表达。
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性决定了中国既没有西方的中世纪宗教社会，又没有西方的封建专制社会，更没有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梁启超发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根本就找不到对象，胡适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则是找错了对象，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更是凭空制造对象和制造社会矛盾。钱穆认为孙中山批判军阀的“封建头脑”，没说中国就是封建社会，三民主义恰是对中西文化的调和：民族革命与国家革命并举，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不学华盛顿搞民族独立，而是五族融合共进，实现国家独立；西方搞三权分立，中国不是照搬照抄西方，而是增添检察权和考试权，政治制度不在权力分立与制衡，而是五权共和，朝同一方向促进中国前进；要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均富理念，不是学西方一切财产私有；要发展民生，但又要节制资本，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平衡阶级矛盾，发挥传统文化中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念。
综上所述，钱穆本身并不是要坚守传统不放，反对革新，而是对文化更新的方式和机制有独特的看法。钱穆所说的据旧开新，包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客观现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路。钱穆首先要求客观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与病症，不能以主观意见选定中国传统文化，歪曲中国传统文化。针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判，钱穆致力于从中国历史事实还原中国传统文化。钱穆首先试图说清楚据旧开新的“旧”是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特殊性，西方文化又有什么缺陷。钱穆其次要求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更新。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且传统文化不是要不得，那么我们则应选择文化自救和文化更新，而不是全盘抛弃传统文化。同时，一般文化演进与更新的规律是什么，钱穆提出“据旧开新”是中国文化更新的原则，并从多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
近代以来百余年，中国人的文化革新一波胜一波，一件下来不见立马产生功效，就连着来多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等，中国只求速变、全变、大变，变得一时竞起，“提出了‘非孝’‘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茅厕’‘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这一大套”[45]。最后越变越紧张，导致精神失常，心理反常，竟然只知变，不知化，忘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大生命，有强大的调和能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时我们太心急，没有冷静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太羡慕西方文化，以至于羡慕西方国家有许多冲突，认为冲突中产生力量，以为冲突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不知冲突性恰是西方文化的短处，而中国文化的伟大恰是能调和。因此，冲突被当作革命，视为好事，调和被当作保守，视为坏事。看到中国自己老不起冲突，以为其没有生气、没有力气，于是在人为中制造种种冲突，说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是落后文化，把传统文化批评得一无是处，以为这样越冲突，越接近西化，结果传统文化破坏有余，新文化因没有从中西既有的文化中吸取到足够的营养而发育不良。中国文化终究没有前进，反而出现道德滑坡、伦理败坏、价值失落等一系列文化倒退。
总之，钱穆认为救亡图存，必须文化自救；中国文化自救，就是依据中西既有的文化，据旧开新，创建中国新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中和性，据旧开新是完全可能的。中国文化更新，必须遵循据旧开新的总原则，探索开创新文化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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