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赋予人文精神

钱穆认为“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出现的概念，也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问题。“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文化，讲人文精神，重点在道德，‘心’又是道德的发源地”^[66]，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首要精神。“人文”一词，在《易经·贲》卦的卦辞里，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易经·系辞》里还有“物相杂，故曰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就是指由于人为万物之灵，有人心，同天与地万物相杂，形成人文界，以区别人心发生之前的自然界。天、地、人在《易经》中称为三才，天道、地道、人道也是三才，但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讲人道，形成了一套关于人道的文化观念。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首先是人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精神，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乐观务实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宇宙信仰；二是崇善仁爱的人生观，崇善仁爱是中国最高的自我信念；三是和谐包容的天下观，大同太平是中国终极的社会理想。这三部分都是把落脚点放在人自身，以说明世界、人生和社会，这三方面在中国文化中是连在一起，一贯而下的人文精神，是以人道为中心的人文精神。

（一）乐观务实的宇宙观：尽心知性，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对宇宙的看法，直观表现是乐观务实。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中国人的自信源于天所生，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可以自信，既务实又乐观。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得为尧舜。而基督教则认为耶稣才是上帝之子，亚当和夏娃尚是负罪之人，人类离上帝就更远了，何谈有自信。人天生就背负原罪，原罪是否真有，是一个涉及务实的问题，假设有原罪，人就得赎罪，则又是涉及自信乐观的问题。佛教就更谈不上乐观务实了。孔子又说“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愠”，相信天人相通，虽然一时他人不知己，也不会心燥，只因有自信。“孔子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人生无止境，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能得知古人，当前人不知我，又怎么说后来的人都不知我呢？这又是孔子的自信。他信天，信己，又信人。信古人，又信后人。”^[67]中国人的乐观务实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深刻的宇宙观上的，即建立在天人合一、心性合一的观念上。

钱穆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但不产生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能在中国社会传布，却不发生冲突。中国文化有信仰而无宗教，外来宗教并存而不冲突，究其原因，从最根本上说，乃是由于中国人有乐观务实的宇宙观——天人合一，心性合一。钱穆说：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合一。借用耶教术语来说，便是天、地、人之“三位一体”。在中国，天地可合称为天，人与天地合一，便是所谓“天人合一”。《中庸》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这说明了中国人最高信仰之所在。人能“赞天地之化”，还能“赞天地之育”。一切宗教只说人要服从天；佛教则说人要皈依法；现代科学则要凭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都不说是要“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的理想，则人在天地间，要能赞助天地来化育，这就是我们人参加了这个天地，与天地鼎足而三，故曰“与天地参”。而最后成为天、地、人三位一体。^[68]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首先是天地化育万物，人是天地所生，天地有其性，人和万物都有性，天就在人与万物之中，在人身上有天地之性，人与万物率性而行就是道。其次是人也不只是被化育，人能帮助天地来化育，能化育的有天，有地，还有人，人不是绝对地服从天地，也不是征服天地，而是参赞天地，与天地并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宇宙观是一重化的宇宙观，是乐观务实的宇宙观，不同于世界两重化的任何宗教，但对天地又有足够的谦卑与恭敬。

中国文化早已认识到人文与自然的分别性与合一性。“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中国人看法，性即是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即是天人合一。其主要合一之点则在‘人之心’。”^[69]一方面，天生人，人本身来自于自然，是自然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中，摆脱不了自然，人的一切，包括人文，都在自然中。另一方面，人异于禽兽，人有人心，人有人道，人能同天对话，现有一切自然也都是人与天调和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以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70]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赋万物有性，人心分有天之性，应当且可以依天性、天命而动，这就是先天的人性、人道。“中国人说率性之谓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作尽性。尽己之性要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要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71]“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72]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心性合一、德性合一都是同一观念的不同方面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世界与神世界是同一个现实的世界，是神人合一的世界。一般的宗教都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地上的世俗世界，物质的世界，肉体的世界；另一个是灵的世界，天堂或极乐世界，天上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佛教讲诸天，必须皈依佛法，才可入涅槃界，人世界是不可要的，全是人类自己造的业，是轮回界。基督教讲人原本在伊甸乐园，犯了原罪被赶出，信耶稣才能赎罪，升入天堂。西方哲学是物质与精神两个世界对立着。但中国人只信仰一个世界，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中国人讲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差不多，中国具体化的天地又同现代科学的自然接近。因此，中国的天和人，在存在论上是合一的。

中国的天和地、人和万物，各具物性，各有灵性或说神性。天是阴阳大气，但有一神，即上帝，或称天帝。天上日月星辰，地上江河山岳，全都有神，一物即一自然，即寓有一天、一神。自然界就是神与物的交凝合一，可知者是形而下之物，不可知者是形而上之天与神。社是地神，稷是五谷神，中国人派人间代表祭天，还祭社神与稷神，这是共同的。各民族各有最早的祖先，由各民族分别奉祀，每个家也有自己祖先，也各自奉祀。在中国社会中的神世界，是由人来建立的，神由人来封。“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人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可替天行道，那么自可由人封神。天神地神不由人封，但人可封一人神去参赞天地，此即所谓配天地。如泰山神，如洞庭湖神，那些神不全是自然神，有时由人神去当。某一人死了，他可以当泰山神，当洞庭湖神。”^[73]中国的人世界与神世界是相通的、合一的，因而是高明的，不存在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需要宗教战争，确立自身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与自然统合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说“神”，又称为灵，譬如动物中的龙、凤、龟、麟称作四灵，生时为灵，死后为神，神灵都是性的施展，性由天赋，灵由天得，神由天成。人的灵性与功德，虽比不上日月星辰江河山岳，却也能功参造化，德配天地，人虽死了，其功德还在，其神长存。孔子一生的灵性造就的功德，宏大无比，长存于世，所以孔子被封为神，供奉在孔庙。公输般、李冰父子、关羽、妈祖各有人格，对社会各有功德，也都被封为神，各有祭祀；泰山、华山、长江、黄河各有灵气，对中国人各有功德影响，也各自为神。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灵性，都可为人父母，抚育子女，即便无功于社会，但对子女内德外功，子女对父母生时尽孝，父母死后立神位，自家敬拜，崇之为神，他家称之为鬼。鬼在人心，狭小而短暂，神在人心，广大而悠久。人死后不是虚无，在子女心中乃是存有。世界过去与未来，实是一体相通，人死而为神，其功德宏大，贯通过去、未来、现今三世界，人死而为鬼，其功德虽狭小，也仍是可以在子女心中世代相传。在中国的社会风俗中，有很多节日，一类是二十四节气这种自然时令的节日，另一类是端午、中秋、重阳这种人文节日，但这两种节日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加区分的，是合在一起的。最为典型的是春节，春节包括了除夕、立春、元旦三个时间节点，同时具有时间性、启示性、教育性、艺术性、民族性、传统性，蕴含着信仰、希望、信心、娱乐、礼仪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意义。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万物和人类，各有神通，各有功德，但神都同人相亲，都存在于人文界中，天神、地神、人神，都以各自功德，通过历史，汇合在人文社会中，各种世界都在交凝相通在人文界之内，合而为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与人、天命与人生是配合着讲的，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没有天命就没有人生，不谈人生，天命也就无从讲起，而且一切人文演进都是源于天命，人生又要积极践行天命，甚至替天行道，帮助天地化育万物。如此，天人合一，实质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也是实然与应然、理想与现实的合一。这是中国人文宗教的信仰所在，正因为把天命与人生合一，中国对待世界的观念不同于西方。第一、天命本身就是现存世界的主宰，不需要在天命之外寻找宗教的上帝存在，不需要外部额外去假定超自然的存在物控制人生与世界。第二、人生本身既已是天命所定，人只需要扣问内心良知，决定人自己的行动，根本不需要背负原罪的愧疚，通过赎罪获得自由。第三、人生与天命之间是和合的关系，人生就没有必要在对抗中度过。中国文化从肯定方面理解天人关系，认为人的自由是天命所赋予的，人需要依照天命，尽天命。这就是古代中国宗教般的信仰，因而中国人在世界上一向是乐观务实的。

总之，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宇宙观，天地化育万物，人类是万物之一，但人又不只是被动化育，能自觉到天、地、人三位一体关系，能帮助天地一起化育万物，能尊天命、天道来实现人道。中国儒学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天、地、人都有性，人可以尽性则代表天，人即天，天即人，天人合一。这不同于西方宗教世俗此岸与天国彼岸分裂的信仰，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矛盾的观念。

钱穆认为，虽然近百年来，世界以欧洲文化为宗，但过去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起。而中国文化却屡仆屡起，绵延数千年不断，遵循乐观务实的天人合一观。但西方没有这种观念，总是喜欢把天与人分开来讲，天命与人生分作两层次，对立起来看。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种天人对立的思维模式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因而天人合一观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未来延续的最大贡献。

钱穆揭示天人合一观的中国文化地位和世界意义，引起了季羡林、费孝通、汤一介等学者的共鸣。季羡林的《“天人合一”新解》，摘引了钱穆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全文，说：“我完全同意宾四先生对这个命题的评价：含义深远，意义重大。”^[74]汤一介说：“古往今来人类所关注的主要哲学问题正是钱穆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天命’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钱先生这篇文章短短不到两千字，但所论之精要，意义之深宏，彻悟之高远，是为我们提供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路径。”^[75]而费孝通谈到晚年读书时发现自己思想同钱穆越发相通：“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说法。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仅从他所强调的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去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就使我……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76]天人合一观念在我们老一辈学者心中是非常自然而亲切的，正因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才能获得如此广泛认同。

（二）崇善仁爱的人生观：尽其在我，个人道德

钱穆首先阐释了什么是道德。“韩愈《原道篇》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是说，由这里到那里的一条路叫‘道’。人生必有一希望，必有一理想，个人如此，大群亦然。如何达到此一希望与理想的一番行为，就是道。韩愈《原道篇》又说：‘阻乎无待于外之谓德。’在我自己十分完备满足，不必在等待外面的条件，这是德。所以中国人所谓的‘道德’，要能由我一人，从这里到那里，不需外边条件、外边力量来帮助。道德是个人的。人人如此，又便是大群的。”^[77]道德是源于个人内心，一种无须依赖外部条件和环境，向自己内心负责的性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78]中国人文精神是以崇善仁爱为原则，超越功利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个人为基点的道德精神。钱穆说：“中国文化主要精神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亦不是西方人所说的‘个人主义’。在世界，在每一社会里，会有一个中心。从中国文化精神来讲，此中心便是‘我’。”^[79]道德首先是个人内在的心性真实流露，个人内在的心性有各种可能，其中善是最合理的，最可取的。在待己与待人的中间保持一个最合理的心理、原则、精神，就是忠，自己不喜欢的不加于他人，就是恕，从善到忠与恕就是仁爱。善与恶都有人内在天性的依据和可能，不是外面强加于人的。崇善和向善是一种选择，一种设定，是一种宗教精神和信仰，儒家的人生观主张是崇善仁爱。但这又不是纯粹的主观任意选择与设定，是同中国社会的客观生活相关的，是中国农业文化必然结出的“圣果”。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是由家族情感与道德演化而来。钱穆提出中国文化在气候较为寒冷的黄河流域产生，文化观念多半发生在家庭集体劳作之余在屋内的深思。同时封建制家族的分封与权益的世袭对家族观念的形成也有重大作用。中国古代人的家族感情和家族道德在《诗经》和《左传》中有翔实而可信的记载。《诗经》保留了当时人们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们的具体生活。从这两部书可以看到古代父子、兄弟、夫妇一切的哀、乐、变、常之情，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忠诚坦率、温柔敦厚的性情与道德观念。“再从此渗透到中国人传统的家族宗教‘孝’与乡土伦理‘忠’。若依近代术语说之，‘孝’的观念起于‘血缘团体’，‘忠’的观念起于‘地域团体’。中国人所谓‘移孝作忠’，巧妙而恰当地扩展，成为一种‘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观念，以及自然哲学‘天人合一’与和平信仰‘善’的种种方面去。”^[80]从家族情感到家族道德，再扩展到整个道德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逻辑路径。

钱穆指出，这种道德理念与理想的基础是对善的选择与信仰，认定只有善，人类才有出路。“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惟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善，人性可向善，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中国人所讲人与人相处之道，其惟一基础，即建筑在‘人性善’之信仰上。整个人生惟一可理想之境界，只此一‘善’字。”^[81]西方文化把善建立在宗教上，但科学摧毁了宗教的基础，转而将人道树立在法律上，法律又建立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的民主乃是由多数人来决断，所有人共同的善时常被蒙蔽，必然损害人性的尊严，于是又有个人争取自由，自由又将个人与社会推向两体对立，整个社会始终不能真正通达于善，并一以贯之。西方反而将人权、民主、自由这些间接的手段，视为最高价值。这是中国与西方在人生最高信仰上的差异。(www.xing528.com)

善是中国最高道德信仰，中国有一套完整的道德学说和坚实的道德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德性’精神。”^[82]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观念，源于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对心性的体验。人类注定是要自生自养，不是像动物那样天生天养。人要自我自觉地安排生活，人道与善心是中国人开发出来的人生法则，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而知识和权力仅是生存的一种工具而已，不是人自身的生命。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和权力，但不能没有道德精神，只有道德精神才是人真正的生命，才是安顿自我人生的依据，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总方向。因为天生万物，人之性源于天，性善在所有人的内心之中，所有人都可以尽心、尽性，达于至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83]家破可出孝子，国亡可出忠臣，忠孝大德一样可以存在，而家国照样可以复兴，“人类之所以与天地常在，则惟道德之是赖。所以道德乃成为人类最大功利之所在。这可说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亦可说是中国人的一种人文科学了。”^[84]从个人的崇善仁爱信仰出发，可以通达合理的工具理性。

中国的人生终极希望在于道德方面，而不是宗教。中国的道德信仰认为人类心性由天赋予，对自我内在心性的发现、设定和实践，便是道德。由天赋之心灵出发，孔子发现人的真性情并设定出来，就是“仁”，孟子发现和设定的是“善”。由最基本的性情出发，在各种对象和情境中，又可以产生许多的名目，如孔子的忠与恕，孟子的爱与敬等。中国的道德观念，只求“尽其在我”，不必向外寻找支点和归宿。譬如父母的慈爱，不先求子女的孝敬，完全是天赋父母的真性情，天赋的慈爱是人之天道，践行慈爱心性是父母之德行；子女的孝敬，不以父母的慈爱为条件，仅是内心中孝敬之真性情。爱与孝敬均发自于内心，非外在的上帝戒律，上帝是否有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确实感受慈爱与孝敬之情。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在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心性修养功夫。道德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心性合一的人性心理学，再到人道主义的社会观，最后落实在个人心灵的修养功夫论，是一整套理论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摆在外面的行为，正心、诚意才到心性之学上，即在灵魂上做功夫。以往西方心理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是从外在方面研究人的心理。西方的宗教研究灵魂，却把人的灵魂寄托在人心之外。中国研究的心性是人内在的心灵，既是现实的，又是根本的。个人修养功夫，就是要纯净内心的心灵。钱穆说：“佛教也很多是在讲这一套，这正是中国人的一套所谓‘心性修养’的功夫。即如所谓‘静坐’，所谓‘居敬功夫’，所谓‘无念’，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照现在人看来，似乎那些都是过时了，陈旧了，更没有意思。”^[85]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说印度瑜伽打坐，就觉得高深莫测，这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忘。

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圣贤境界，只是要让内心不潜藏脏东西，变得“干干净净，洁洁白白，光明正大，培养到一个内外合一、美满完整的人格。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纯乎天理，更无丝毫人欲之私’，其实只指的这一种心理状态。所谓‘天理，’只要能浮现出来与人共见的便是天理。所谓‘人欲’，只是潜藏心底，掩头藏尾，偷偷摸摸，见不得人面的，便是人欲。若人真能把心内一切人欲全都化了，那一人的心境是光明的、是快乐的。你心既能自觉，也就能自主，心只是一个”^[86]。从钱穆的论述中，我们真正理解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功夫本来面目和精神实质。人欲是指纯个人自私自利单方面的欲望，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去人欲就是让人真正自由、快乐、幸福，而不是压制应有的享受和追求。夫妻性爱是天理，但强奸就是人欲，前者光明正大，后者阴暗见不得光。纯净内心的天理，去除潜藏的私欲，不正是我们法治社会追求的人生效果吗？我抛弃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求得西方的法律制度，恰是没有领会法治精神，更没有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之处。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大众化的“礼”和“礼”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力求按照一套“礼”的行为模式和“礼教”的教育理念，推行善的法则，树立“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的社会风尚。善的信仰成为人文社会界的公约数，成为中国以道德为中心的宗教。“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义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德性的礼了。”^[87]这种“礼”是一种力量，可以凝聚思想精神，化为超越区域、方言和种族的社会共识。钱穆认为孔子的贡献在于由阶级性、宗教化的礼，开发出平等、有人道色彩的仁，由敬天变为敬父母，实现礼的人道化、平民化。

总之，中国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崇善仁爱的人生观和道德精神。儒家的人道观核心是仁，仁是大群人生相互感通的人性特征，是个体与大群和谐的关键。孔子认为仁的内容就是孝、弟、忠、恕，孟子将爱、敬也添为仁，认为爱与敬是良知与良能的精义。这种伦理思想坚信人的本性是善的，并且认定精神能活在人的心中，精神的永生就在于立德、立功和立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大同太平的社会理想，大而化之为道为天，小而纳之为个人的德性。每个人都是天、地、人合一的枢纽、中心，此身既是一自然、一天地，更是大群的结合，人成为天地中心。人之崇善、向善，做一善人，人与人的交往是心与心的交往，都遵善的原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文化，讲人文精神，重点在道德。

（三）和谐包容的天下观：尽人之性，人道本位

中国文化的天下观，是以个人为中心和出发点，以道德为核心，直达天下，不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只以人道两字将所有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天下观。“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88]通过个人交往来理解天下，也通过个人修养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一家、和睦相处的人文理想。

钱穆说中国大群观念追求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以天下为限度：

在中国人的人文观中，从夫妇起，从朋友起，都有一个人与人相处之道。此一个人与人相处之道，可以推广到全人类，可以推广到天下万世。

因此，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行道于天下”。

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乃以天下为终极，即是以全人类为最高量；而此道之所寄托表现而发挥充实光大之者，则在各自之小己，即是仍在人身上。

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精神”。^[89]

人文化成，天下一家的产生，是源于中国文化在大局面下，解决各个水系的众多部落超越血统、包容差异、和谐相处、相互融合的问题。天下观是我们祖先从个人修身出发，消融人际的现实屏障，超越家庭、国家，实现民族共存和文化融合，直达天下和平、世界大同的伟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点，以广阔眼界与胸怀，超越相异群体与文化界限，最终以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为归宿，其中的包容开放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不断融合，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壮大。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佛教就不可能传入，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出新枝。钱穆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人文化成，天下一家是中国天下观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实现基础和条件就是人道本位的道德精神。钱穆说：“所谓‘人文’，则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此三者，即今人所谓之‘社会’。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道德人，又必须一身居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90]这跟西方基督教通过天堂的获救奖励和地狱的罪恶严惩、遵守戒律和排斥异教徒相比，既彰显了人性的直接现实性，又体现了人道与文明的实质精神，而不需要假以虚假的目的与粗暴的恐吓。

中国的天下观是人道本位的社会观念，中国文化也都是以人道观为本位的文化。钱穆指出：“中国人很早便确立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已’与‘群’。但已与群都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是同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人道’，即人相处之道。”^[91]人可以无家，甚至可以无国，但不能无天下。西方文化有绝对化的个人，有坚实的国家，国家就达到了文化的终极限度，有时连民族都突破不了，更没有作为一体的天下观念。在钱穆看来，个人是和谐、包容的天下观的核心；所谓国家、天下，就是由人与人的各种交往形成。人际交往虽然花样多，社会尽管复杂，但是永远有一个“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以每个人内心“情感”作核心，才有“人文化成”和“情深文明”。中国文化强调的个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必与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重重结合相配而始成为此一人。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与人相配成伦始见‘理’”^[92]。中国文化中的个人必须同他人、同大群配合，才成一完整的个人，同时进入社会大群的个人就必定有一个同他人、大群配合的“道”“理”“伦”，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为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而且这种和谐、包容精神，不尽都表现在外，而是个人的内在德性。中国极深厚的人道观念构成了中国注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要素起了主导作用。

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柱石，家族观念是人道观念的源头。在家族观念下的人伦观念，不是把人的心胸给狭窄、闭塞了，而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在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里，父子观的重要性超过夫妇观，父母与子女是自然生命在人文社会的再造和延续。夫妇结合是本于双方情意，是人为，可合可离，远不如父子传承对家族绵延的重要性，夫妇结合、家庭缔结的终极目标也还是父母与子女的永恒连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长生命，家族传袭是中国宗教式的人文精神，从家族观到父子的人伦观，归结到底就是时间性的“孝”。而兄弟相及也是无法人为割断的自然生命在人文社会的再造和延续，便是中国传统人道观中空间性的“悌”。钱穆说夏朝王统是父子相传的，商朝王统是兄弟相及的，孝悌的人伦观念是中国传统人道观念的核心，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萌育胚芽了。孔子原是宋国贵族，孔子的五世祖由宋国避难来到鲁国，孔子的家世在此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的宋国始封，即宋国第一世微子，而微子就是商末纣王的庶兄，还可以往上追溯到夏代开国时。这些记载在《史记·商本纪》中，孔子家族到孔子为止，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自孔子到现在，孔家传统不绝。这是提倡孝道，看重家族观念的结果，但孔子并不因此抱狭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总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从家族观念过渡到人道观念，使中国民族与文化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国融合为广大的中华民族，使中国历史得以持久发展。所以钱穆说：“人同人的种种花样，这是一个自然的体，也是一个文化基础。从这上面来化成天下，这是一个理想世界，这是一个人生最高的文化理想。而人类相处可以终极完成为一个天下。此所谓天下者，就是‘天下一家’之天下。”^[93]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的交往过程中，以心换心，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天下亲如一家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