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组织支持：德国博士教育的新模式

跨学科趋势是文化研究领域博士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而结构化培养模式对于效率的强调及其对博士生提供的组织支持，对于这一领域而言则是改革的直接动因。

人文学科的知识特征决定了博士生的论文研究主要依赖个体独立的工作。学术人员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对于外部科研资金的依赖也不突出。在传统的师徒制模式下，这种孤独的科研状态往往被进一步放大，导致学业的拖延。而结构化模式提供的组织支持被认为能够有效地避免孤独带来的负面效应：

“很多读博士的人容易陷入‘隔绝’的状态，日复一日，其他的朋友有的工作，有的抚养孩子，有时感觉非常孤独。但是我没有这样，通过研究生院还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有网络联系，各种启迪思维的建议，还有高度的重视。有的研究者群发邮件说想要读我们的文章，了解我们的课题，和我们讨论。然后我们有一个课程，可以做报告，介绍我们的课题。坐在下面的也有10来个博士生，还有6到8个教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批评、激发学生的地方。再奢侈不过了……”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的负责人也指出，在研究训练小组中看到了“更好的工作状态”：

“学生会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遭遇低谷，会遇到一些瓶颈，会有‘我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的感觉。和别人在一起有助于克服这些瓶颈。在个体指导关系中，不能够这么好地把别人作为榜样……一个团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即使做的课题完全不一样，这种心理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结构化也有助于更好地规划时间。”(www.xing528.com)

——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负责人

在吉森，最早的人文博士生中心的建立就是直接源于博士生对组织支持的呼吁。2000年前后，吉森人文学科领域举办过一系列工作坊，对博士学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促成了博士生中心的成立，并以“有系统地攻读博士”（Promovieren mit System）作为核心目标：

“那时有一系列工作坊，由一些到这儿来读文化学博士的博士生们发起的，他们讨论自己需要些什么，怎样可以更快、更有效率、目标明确当然也是基于学术兴趣来读完博士学位。工作坊的成果就是我们这个中心的设立。”

——吉森文化学国际博士生中心负责人

所以说，在这一领域，由于研究本身的个体化特征，在传统博士培养模式中，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博士生面临更大的孤立和闭塞的风险，因而对组织支持和团队氛围有切实的需求。从培养者的角度而言，组织支持和制度约束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这成为建立结构化博士项目的重要动因和目标。而这种需求背后，也能够看到当代科研活动对效率、质量的强调给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