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创建初期，民主是我军最大的特点。这源于我军初创时期的骨干是“五四青年”，他们将民主理念带入了军队，当时军队浓郁的民主氛围是世界军事史都罕见的。这种民主使官兵的主人翁意识得到激发，旧军队中消极被动的角色被唤醒，极大增强了官兵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也使得红军在资源最匮乏、最艰苦的时候，官兵仍然不愿离去，不计较个人得失地追随着革命的队伍。
首先，平等是初创时期红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要特点。不同于旧军阀的是，革命军队的长官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吃穿一样、待遇一样，废除肉刑，打成一片，士兵还可以参与军队管理。朱德就曾因穿着褴褛，脚蹬草鞋，被误以为是伙夫头。“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1]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是处处彰显平等的，以让官兵意识到新型军队的不同之处，以及革命理想的崇高神圣。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回忆：“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2]
在新型军队里，士兵也有话语权，长官有不对的地方，士兵可以开会提意见。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先进的理念。而当时的旧军队中长官吃有小厨房，可以不和士兵一起训练，可以去赌钱、打牌、娶小老婆。在旧军队中，士兵被长官拳打脚踢是常事，每天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这样的对比之下，使得士兵们，甚至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虽然收入上比旧军队少，但是他精神上是愉快的。回顾我军的光辉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的宝藏成为我们最终获胜的资本，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重温学习的。
其次，民主是红军初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又一特点。士兵委员会是当时确保士兵权力的常设机构。“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3]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
士兵委员会除了参与军队管理，还能够左右作战计划和选举长官。朱道南回忆道：“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4]尽管战争年代，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并不多，但红军的重大决议都要尽可能召开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我们以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为例：(www.xing528.com)
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5]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干预作战计划的过度民主对于军队作战决策是存在危害的，但是我们要包容我军在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把重心放在我们新式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旧军阀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人民军队能够从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发展成为战胜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钢铁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原因所在。
再次，重视政治工作也是初创时期红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点。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就已经开始设置党代表了。国民党曾邀请苏联顾问模仿苏联红军建立“军政平等”的党代表制度。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队多来源于旧军队，军事长官独裁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根本看不起政工干部。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非常低，常常被戏称为“卖膏药的”“姨太太”。国民党军政工干部周上凡的回忆就充分展现了当时党代表处境的尴尬：“我分配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时改称政治干事）。不管是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膏药’。有次我碰见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6]阵亡），他刚刚调来第59师当营长，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他舌头一舔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者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意儿！’好友直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7]
但在红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却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越来越高，威信也越来越高，逐渐取得与军事主官平等的权力，这也为后来红军建立以政治委员为首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陈毅就是政工干部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中获得认可的典型例子，陈毅在南昌起义后被任命为73团政治指导员。带领部队在潮汕地区起义失败后，部队进入到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稍有不慎就全军溃散。粟裕曾回忆：“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8]杨开明1929年的报告也特别强调红军党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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