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地高校思政教育话语：从苏联到中国式转向

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我军的重点是解决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探索问题，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探索也伴随其中，其间经历了从苏联式话语向中国式革命话语的转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上的第一次飞越，谱写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雄伟篇章。

1.苏联式话语的垄断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思想教育的发展，首次提出了“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理论。苏军最早创建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经验和模式对我们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但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严重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违背了人的思想转化规律，使民众疑虑丛生，动摇了民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过度集权和僵化的党政领导体制及因此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去权威性，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使得各级干部都成为党的意志（实际上就是领袖意志）的“传送带”，每个干部都是执行这种意志的“传声筒”。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具有浓厚的苏联色彩。当时的中国革命还没有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的下级组织，在话语上还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当时对苏联话语的直接挪用，也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俄语转译来源。“资本家阶级”“资本家私有制”等，都是从苏联话语中直接选取。当时的一部分革命者认为只要是和苏联沾边的就是时髦的。这其中就有很多苏联话语的滥用。比如“苏维埃”一词，苏维埃在俄文中原是代表大会之意，后来表示苏联国家的上级、下级权力机构，如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各级政权的代名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典型的例子。苏联式话语对于普通民众接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党内不少干部也知之甚少。当时提出的召开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就曾批评说，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大会的意思，召开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岂不成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像此类的错误用法还有不少。苏联式话语盛行的情况可见一斑。

1931—1934年，王明、博古等人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推行极左路线，苏联式话语的垄断到达了高峰，推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立“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要求军队攻打重要核心城市，否定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甚至出现“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口号，并要实现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些话语也突出反映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话语反映着主观意识，同时也推动和强化着主观意识向错误方向行进。

至此，苏联式话语在中国的垄断达到巅峰，革命路线和实践与客观实际的脱节直接反应在了话语与现实世界的脱节上。并将井冈山时期，初步发展起来并不断证明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式革命话语扼杀在萌芽中。尚处在幼年时期的党还不能看清未来革命之路，还不能坚定独立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能够成功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圣地，相比之下积弱积贫的中国以及1921年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老大哥的追随者，显得无比谦逊。这也容易理解为什么根据地的多数革命者会对苏联盲目崇拜，对苏联的指示不加怀疑，加速了苏区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步入歧途，这一时期苏联式话语的滥用，使得当时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成了苏联的翻版。

“左”倾的政治路线下必然产生“左”的军事路线，从军事上盲目出击错失先机到阵地战、堡垒战的盲目照搬，再到节节失利后的畏敌如虎，苏区丢失殆尽，最终不得不施行战略大转移。八万中央红军，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之后便锐减为三万，抵达延安时不足八千，革命力量损失十分之九。可想，当初一点一滴打下根据地的毛泽东等人，这个过程中，心中的悲愤和话语的孤独。而此时，他们的话语早已在强大的钢铁般的苏联面前被湮没。话语始终是要依托和结合客观现实才有生命力的，这种漂浮于客观事实之上的话语体系，如同空中楼阁，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在驾驶着革命的列车横冲直撞后，唯一庆幸的是加速了中国革命者认清革命道路，看清了苏联话语体系所构建的革命未来只是单纯的主观臆想，而这种天真的幻想终究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延安时期的中国式革命话语(www.xing528.com)

苏联式话语不但脱离实际，还缺少中国的文化基础和传统共鸣，逐渐受到广大官兵的排斥。1934年，政治、军事路线上的严重失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在战略大转移中数量锐减，导致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苏联式话语赖以生存的虚幻的世界崩塌、生存环境消失，话语本身也必然消亡。当时以王明、博古为转译和传播代表的苏联式话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显得苍白无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纠正了红军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此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党和红军开始了延安时期的蓬勃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式革命话语回归。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这个系统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逐渐形成完备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话语。伴随着正确的革命实践，更加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及革命客观现实的话语很快被广大官兵所接受，实现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第二次转向。

首先，话语创新建立在中国独一无二的革命道路实践经验之上，实现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根据中国革命道路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及相关理论的先知，也是最快摆脱苏联话语束缚的先驱。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寻找出这些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观点和见解。“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10]“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1]

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共产党员提出的很多概念、语句、词汇，都是建立在革命实践经验之上的。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面对陈独秀一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妥协退让，贻误战机，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逐渐探索出中国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苏区游击战总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红军建军原则“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打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将许多中国革命独有的经验融入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其次，话语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但是二者在很多哲学理念都有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把“人”放于核心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突出人、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本意识，强调“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中国的“五行说”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社会实践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实现人生抱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基础、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到的“天下大同”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相近的，这些共同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和民族心理基础。

最后，在话语形式上易于普通民众所接受。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曾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了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12]毛泽东的语言既有恢宏雄浑的气势，诗词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理论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同时也非常接地气，话语生动，贴近民众。这不同于同时代国民党的文言文训令和公告，也不同于王明、博古引经据典地背诵马恩列斯的语句，毛泽东用最质朴的语言、用百姓的语言、娓娓讲述深奥的道理，他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都是生动易懂的。文章从来不咬文嚼字、故弄玄虚，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着他的思想，传播着主义。他常常引用四大名著中的经典人物和片段，也常使用“三大法宝”“糖衣炮弹”“纸老虎”“三座大山”“放下包袱”等这样的通俗话语。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百余万字，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包括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等），平均每50字中就有一条熟语[13]，除去重复的不计外，成语不少于200个，典故不少于100个。[14]

从苏联式话语向中国革命话语的转向，话语来源不再是转译于他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来自中国革命经验。在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筛选，民众的选择和认可后，成功的革命话语、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话语、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的话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