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时运与霸业：揭秘求才三令为代汉做舆论准备

汉朝皇帝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后，汉朝皇帝谥号都有“孝”字，曹操偏偏声称“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可以被举荐为官，这不明摆着拆汉家的台吗？东汉以儒生立国，曹操为“阉宦之后”，出身低微，不能代表儒学士族的利益，甚至被后者轻视。曹操要改变东汉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首先要攻破的一处要害就是掌握在儒士手中的道德评判权。东汉王朝能摇而不坠，就是因为王朝的儒学色彩浓厚，能依靠儒家正统观念维持表面的统治。各路枭雄虽然野心勃勃，然而除了“妄人”袁术胆敢称帝以外，稍微明智一些的人，都不敢动摇纲常。像曹操这样的聪明人，自然选择先从意识形态领域进攻，逐步瓦解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对此，史学大师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曹操的“求才三令”，以重才不重德的主旨，明白宣告“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为其子曹丕称帝代汉扫清了社会思想上的障碍。

但是，曹操的统治之术与东汉以来儒家士族的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其统治的稳定较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非凡权术。假若人亡，则难免政息。曹操在东汉末年一手创建的魏王国孕育了后来的曹魏帝国，其子曹丕进行的汉魏禅让，是在曹操建立的基业之上摘取胜利果实。待曹操死后，子孙所做事功无法与其父祖相比，很快被司马家族夺取了江山。

曹操的三道《求才令》，其实是想打破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堡垒，打破他们对选官任官的垄断。只可惜曹操与曹丕死后，曹魏家族的权力逐步被代表豪族利益的司马家族接管了。曹操的真正对手或许不是刘备、孙权，而是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世家大族。

曹操的个人形象与《求才令》中赞颂的价值观、人才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正统观念被士大夫奉为圭臬的时代，曹操身后也只能作为“正统”的反面存在。尤其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流行，刘备代表的蜀汉被视为正统，曹操父子则以篡汉奸臣的形象流传后世。

近代以后，随着儒家道统的瓦解，史家对曹操的历史评价逐步上升。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其中指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郭沫若认为，把曹操当成坏人和奸臣，是受到宋以后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曹操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郭沫若又写《替曹操翻案》一文为其正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负面形象与正统主义之间有重要关联，“他们是带着正统主义的有色眼镜看曹操，在这种有色眼镜中，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

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说：“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这段文字也明辨了私德与事功之间的区分，认为曹操的个人作风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重要作用，其间的历史关联自然不可小觑。

【编者按】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同利用黄老道为自己打造“救世主”的人设一样，曹操颁布《求才令》也是为曹魏代汉做舆论铺垫。但不同的是，宣传道教“黄德”，为曹操聚拢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的人心，而颁布《求才令》则是曹操对另一部分“人心”——两汉以来垄断仕途和社会道德价值评判话语权的豪族儒士——的一次挑战。

然而，一个人的才能难以扭转数百年来的历史大势。曹操改变天下的雄图最终人亡政息，代表豪族利益的司马家篡夺了曹魏的权力，而在后世豪族儒士的笔下，曹操成了篡汉奸臣。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悲剧。

那么，在《求才令》的背后，曹操与豪族究竟进行了怎样的激烈斗争？曹操的继承者曹丕为什么没能坚持曹操的信念呢？司马家又是如何篡夺了曹氏基业的呢？下篇文章将揭晓答案。(www.xing528.com)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柳春藩：《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

论文：

1.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2. 柳春新、董惠贤：《〈求才令〉释证》，《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 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4. 许春在：《曹操“唯才是举”是乱世揽才的权宜之计》，《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