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阴谋家,不能行阴谋之事。皇上找错了人。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途知返,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账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突承璀身上,却记在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名下。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曦的路子,沈曦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旋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无须天子认可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招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悯然悲戚。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www.xing528.com)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唯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嘱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翦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豆庐著,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郑注的亲戚,也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已不是头一回,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做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而是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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